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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第2页）

因而，墨子在论战过程中，无论是批驳对方的论点，还是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强调求故，求因，求物之所以然，都必须尊循&ldo;摹略万物之然&rdo;这一基本原则。

这样，墨子在论战实践中形成的逻辑学体系具有鲜明的实用特点。

虽然，从形式的系统、完整方面来看，墨辩逻辑不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古印度的因明学严密、精细。

但是，墨子强调思维的逻辑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每一种思维形式必须紧密联系论辩的具体内容，即强调在思维的逻辑之外存在客观真理，而思维的逻辑只是人们获得对这些客观真理认识的工具。

这一特点正是墨子逻辑学的长处。

由此，在《墨子。

小取》篇中，墨子开宗明义，明确提出了墨辩逻辑的六大任务。

&ldo;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

&rdo;这里，墨子将明是非，审治乱，别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作为墨辩逻辑的目的。

墨子说：&ldo;辩，争彼也;辩胜，当也。

&rdo;&ldo;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

&rdo;争彼就是讨论认识对象的是非问题，是是是，非是非，确定此是彼非或彼是此非，这正是论辩的任务和目的。

墨子反对以非为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诡辩术。

例如，墨子在《墨子。

兼爱》篇中，首先明确区分了&ldo;兼&rdo;与&ldo;别&rdo;的差别，确定了各自的规定性，然后论证了&ldo;兼&rdo;之所以为是，&ldo;别&rdo;之所以为非的道理，最后得出了兼以易别的结论。

这个明&ldo;兼&rdo;别之是非的论辩过程，正是&ldo;明是非&rdo;的一个典型例子。

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的乱世，探索治国安邦的方略和措施成为各派思想家的热门话题。

墨子是一个以救世济民为己任的思想家，因而国家的治乱，百姓的安危是墨子极为注重的问题。

墨子应用逻辑的武器，分析治、乱之根源，论证去乱致治的原则。

墨子用类比推理的方法论证了，兼相爱，别相恶是治国安民的根本措施。

&ldo;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视人之家若其家，谁乱?视人之国若其国，谁攻?&rdo;在认识外界事物的科学活动中，同异之分是获取经验知识的第一步。

大小、颜色、重量等外观同异，结构、质地的同异都是正确认识事物本质的根据。

在《墨子。

经上》篇中，墨子具体规定了四种同和四种异，&ldo;同：重、体、合、类。

&rdo;&ldo;异：二、不体、不合、不类。

&rdo;在《墨子。

大取》篇中，又进一步把同分为十种：重同、具同、连同、丘同、鲋同、同类之同、同名之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

对事物表象的分析和分类，为对事物的科学定义奠定了基础。

例如，墨子关于时间、空间、点、线、面、体、有穷、无穷的定义，正是墨子别同异认识活动的结果。

&ldo;穷，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

&rdo;如果一个区域到了一定程度，不能再容纳哪怕是一条线的东西，则这种区域就称之为有穷（有限）。

如果一个区域在任何程度永远可以容纳哪怕是一条线的东西，则这种区域就称之为无穷（无限）。

这里，墨子是用严格定义的形式确定了有穷和无穷各自的同一性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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