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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就是他的血型。

他还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就有过震惊全校的革命举动。

班主任老师站在讲台上批评他上课时做小动作，那位女老师可能言词过激，我哥哥被激怒了，他站起身搬着自己的课椅走到了讲台旁，将课椅放到女老师身旁，就在女老师疑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椅子上，对准女老师的太阳穴，居高临下地揍出了狠狠一拳。

这个只有九岁的男孩，竟然把女老师揍得昏厥了过去，女老师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升入中学以后，我哥哥的革命性是变本加厉。

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我哥哥的语文老师，这位女老师在忍无可忍之后，终于走进了我们的家门，一口气说出了他干过的一堆坏事。

可能是因为委屈，那位女老师竟然掉出了眼泪。

女老师当时的控诉滔滔不绝，我现在记住的只有一件事，可能是因为有趣，所以我记住了。

那是在冬天，我哥哥上语文课的时候，脱下了他的球鞋，放在窗台上晒太阳，他穿着尼龙袜子的双脚臭气冲天，而且他还坐在第一排，他将一双臭脚就架在课桌上，正对着讲台。

语文老师一边讲课，一边近距离地呼吸着他的双脚散发出来的臭气，就要求他穿上球鞋。

我哥哥一口拒绝，声称他的球鞋还需要阳光的照射。

一我哥哥说话的时候，脚趾在尼龙袜子里夸张地活动起来，努力让自己的双脚散发出更多的臭气。

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就走到窗前，拿起他晒着太阳的球鞋就扔出了窗外。

我哥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跳了起来，站到课桌上，又从课桌跳到讲台上，拿起语文老师的讲义，再跳下讲台，跑到窗前，把讲义扔了出去。

然后在同学们的欢呼声里，他爬出窗口，捡起自己的球鞋，又从窗口爬进来，把球鞋放在窗台上让它们继续沐浴阳光，自己回到座位上后，继续把一双臭脚架在课桌上。

然后像个指挥家那样挥动着双手，指挥着同学们起落有致的欢呼声，得意洋洋地看着语文老师灰溜溜走出教室。

语文老师不能像我哥那样从窗口爬出爬进，她沿着教学楼绕了一圈去捡起她的讲义，当她拿着讲义站起身时，看到教室的几个窗口挤满了班上的学生，他们幸灾乐祸地用言词嘲笑她。

我记得语文老师走后，我父亲气得暴跳如雷，拿起一只凳子就向我哥哥砸了过去，我哥哥身手敏捷地躲开了。

我母亲急忙拉住我父亲，我父亲冲着我哥哥吼叫起来：

“你在学校里干了多少坏事！”

我哥哥竟然理直气壮地说点点“我在学校里干革命……”

我父亲一把推开了我母亲，挥拳要去揍我哥哥。

我哥哥一溜烟地逃跑了，跑到了他觉得相对安全的距离，继续说：“我就是在干革命。”

这让我对革命充满了向往。

虽然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很怕老师，我们经常被老师逼着写下检讨书，上课时说话和做小动作要写检讨书，同学互相打架也要写检讨书。

我在小学时写下的检讨书，比我写下的作文还要多。

而且我们的检讨书都被老师张贴在教室的墙上，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

我哥哥的言行，还有其他比我们大上一、两岁的男孩的言行，让我们隐约感到升入中学以后就再也不用写检讨书了；升入中学以后不再是学生怕老师，而是老师怕学生了：升入中学以后一切胡作非为全都是革命行为。

所以在一九七三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几个同学走过了新建的水泥桥，走进了小河对岸的海盐中学。

我们走过篮球场的时候，看到有学生在打篮球；走过操场的时候，看到有学生躺在中间的草地上聊天。

我们走过了两幢教学楼，几乎所有教室的窗台上都坐着学生。

我们听到有人在喊叫我们的名字，是一个居住在我们巷子里的男孩，他比我们大一岁，初一的学生。

他坐在一间教室的窗台上向我们招手，我们走了过去，问他现在是不是下课了？他摇着头说正在上课。

他伸手把我们一个一个拉上窗台，拉进了他所在的教室。

他让我们分别坐在窗台和课桌上，热情洋溢地把我们介绍给他近旁的几个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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