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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万分可惜地说：

“差一点点就是五秒钟了。”

这个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小镇的英雄，我经常看到他背着一个黄绿色的军用书包，在街上神采飞扬地走去。

他的右手因为和毛泽东的右手接触过，整整一年没有清洗，看上去似乎比他的左手粗大了一些，又黑又脏像是熊掌。

我们小镇上认识他的人都去和他的熊掌握手，然后喜滋滋地互相说：“我握了毛主席握过的手。

我长大成人以后，有时候会和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朋友们共同回忆文革经历，时常说起这件往事，然后知道朋友们生活过的地方也都有这样的人，有些地方不止一个。

我开始怀疑这个过去的小镇英雄可能是在吹牛，毛泽东的手是那么容易握到的？我心想他可能是挤在天安门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里，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就是那种远远地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检阅。

他隐约看见了毛泽东的手，然后虚构了和毛泽东的握手，当我们小镇上所有的人都坚信不疑之后，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

那时候，毛泽东像太阳一样金光闪闪的头像总是在天安门城楼之上，而且毛泽东头像的尺寸明显大于天安门城楼。

我几乎天天要看到这样威风凛凛的头像，在我们的小镇的墙上随处可见，我们几乎天天唱着这样的歌：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我曾经有过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我大约十五岁左右，站在广场中央，背景就是天安门城楼，而且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也在照片里隐约可见。

这张照片并不是摄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而是摄于千里之外的我们小镇的照相馆里。

当时我站着的地方不过十五平方米，天安门广场其实是画在墙上的布景。

可是从照片上看，我像是真的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唯一的破绽就是我身后的广场上空无一人。

这张照片凝聚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全部的梦想，或者说也是很多居住在北京之外的中国孩子的梦想。

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差不多所有的城市和小镇的照相馆里，都有一幅天安门广场的布景，满足人们画饼充饥的愿望。

因为对很多生活在北京之外的人来说，天安门城楼似乎就是毛泽东的家。

我站在虚拟的毛泽东家门前拍下了一张照片，可惜的是这张照片后来遣失了。

我对天安门城楼的向往，其实是对毛泽东向往的延伸。

文革期间，每一年的国庆节都有一部关于毛泽东、关于天安门的纪录片。

当这一年的纪录片发行到我们小镇放映时，往往已经是冬天了。

我穿着臃肿的棉衣，顶着夜晚的寒风向电影院走去，然后坐在没有暖气的电影院里，看着银幕上秋天的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站在城楼上向着国庆节游行的队伍挥手致意。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夜色降临以后，毛泽东他们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桌上摆着令我垂涎三尺的水果和糕点，广场的上空被礼花照得一片通明，这是少年时期最让我心旷神怡的情景。

当时我们过年过节最多是放几个鞭炮，如此多的礼花在空中长时间的开放，虽然是在银幕上，也足以让我目瞪口呆。

在后来有关国庆节的纪录片里，毛泽东的身旁出现了西哈努克，一个被废除了王位的柬埔寨国王，还有他的首相宾努亲王。

西哈努克笑容可掬，宾努亲王歪着脑袋像钟摆似的不停地点头。

这时候我已经进入了想入非非的少年时期，西哈努克和宾努的两位年轻美貌的夫人吸引了我，她们在以后的国庆纪录片中每一次出现，都让我感到是找到了纪录片的主题。

而白天的游行和夜晚的礼花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西哈努克和宾努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让我羡慕的两个男人。

尤其是那个宾努亲王，我心想他都老成那样了，而且连头都抬不直，可是他的夫人却是如花似玉。

有关毛泽东最为漫长的记忆，应该是来自我房间的房顶。

我的父亲每年都要更换一次房顶上的旧报纸，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灰尘掉下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美化我们的房顶，当时我们居住的房间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上面的瓦片，所以我父亲就在房顶上糊上一层旧报纸，让我们感到上面的瓦片被隔开了。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旧报纸下面度过的，只要我躺到床上，我就会看到旧报纸上面所有的标题，旧报纸上的文章因为高高在上就无法看清。

几乎是每一年国庆节出刊的报纸上，第一版都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照片。

毛泽东最早出现在我的房顶上时，他身边站着的是刘少奇；没过多久，刘少奇就消失了，林彪站到了毛泽东的身边，还是没过了多久，林彪也消失了；然后，一个名叫王洪文的文革造反派出现在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身边的人不断更换，而每年国庆节报纸第一版的整版照片里唯一没有更换的人就是毛泽东。

随着我房顶旧报纸的更换，我看着毛泽东的形象逐渐衰老，后来因为国庆节报纸的第一版不再刊登实地拍摄的毛泽东照片，改用当时统一的挂满全国的毛泽东像，毛泽东在我房顶上的衰老才被制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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