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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这位中国留学生：“我们讨论的不是幸福的标准，而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年收入只有八百元人民币的人，你说这样的话会令人尊敬。

可是，你不是这个人。”

中国这三十多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三十多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百分之九，二〇〇九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

二〇一〇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可望达到八万亿元，有关部门骄傲地声称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富国，仅次于美国。

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

这两项应该是接近或者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差距如此巨大。

这组数据说明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失去了平衡的社会里，或者用民间的话语来说我们生活在国富民穷里。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会带来梦想的不平衡，差不多十年前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

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巨大差距里，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差距里。

而温哥华ubc那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让我感到，我们还生活在社会认知的巨大差距里。

最后，我要简短地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

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的故事，在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和商场里人头攒动的欣欣向荣的景象里，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被绑架了。

两个穷途潦倒的绑架者，身无分文又毫无绑架经验。

他们寻找工作四处碰壁舰以后，决定铤而走险，既没有周密计划，也没有充分准备，在光天化日之下即兴绑架了这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

他们捂住小学生的嘴巴，将挣扎的小学生拖进了一处正在拆除的厂房里。

他们就在这个废弃的厂区安营扎寨，从小学生那里要了他母亲的手机号码，走到附近街边的公用电话亭给小学生的母亲打了电话，让她拿钱来赎人。

他们都不知道应该去一个更远的地方打这个索要赎金的电话，警方根据小学生母亲手机上留下的号码，锁定了绑架者所在的区域，所以他们很快就被捉拿归案。

两个绑架者在索要赎金的时候，没钱去买盒饭，其中一个出去借了二十元人民币回来，买了两个盒钣，一个盒饭给小学生吃，另一个盒饭两个绑架者分着吃。

获救的小学生后来对警察说：“他们太穷了，放了他们吧。”

革命

西方有一些知识分子墨守成规，他们认为只有在政治体制充分民主的社会里，经济才能高速发展。

于是他们十分奇怪，在一个政治体制不够透明的国家里，经济发展的速度为何如此惊人？我想，他们可能忽略了重要的一点：这个经济奇迹的背后有一双强劲的手在推动，这双手的名字就叫革命。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政权以后，仍然奉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

当然，革命不再是武装斗争，革命开始以一场又一场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表演出来，并且分别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登峰造极。

此后，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革命似乎消失了。

其赏在三十多年所发生的经济奇迹里，革命并没有消失，只是脱胎换骨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或者说，我们的经济奇迹里，既有大跃进式的革命运动，也有文革式的革命暴力。

我先谈谈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大跃进式的革命运动。

我在这里列举一组中国钢铁产量高速增长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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