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没有阳光的日子里，每天早上，我都肯定地以为自己即将失去自由。

每当路上有汽车开过时，我都觉得那是来逮捕我的警察。

唯一一次，当有人敲门时，我下定决心决不入狱，所以为了争取时间爬上了房顶，好在迫不得已时跳下去。

然而，并没有人来抓我。

在朗德没有，在蔚蓝海岸也没有。

一月，圣埃克苏佩里的新学期开始了，生活恢复了正常的节奏，确切地说是基本正常的节奏。

大家之所以开口闭口亚历克西斯·克雷芒，不是在为他的死难过，而是为了盛传的谣言：雯卡和她的老师好了很久，一起私奔了。

和所有绯闻事件一样，这件事在学校里引发了热议，每个人都在添油加醋地品头论足。

人多嘴杂，大家凑在一起，就是喜欢诋毁他人的名声。

人们越说越起劲，结果就变成了满城风雨。

就连我之前敬仰的几个老师也说三道四起来，竞相说些令我作呕的所谓的善言。

也有几位老师做到了为人师表，比如我的法语老师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还有在文学预科一年级教英美文学的德维尔小姐。

我没上过她的课，却在母亲的办公室里听她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能自降身价和那些庸人为伍，因为平庸是一种传染病。”

我从她的这句话里得到了慰藉，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需要做出抉择时以此为镜。

第一个真正为雯卡的失踪担心的，是她的祖父和监护人，老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

在我面前，雯卡总是把她的祖父描述成一个专制独裁、不苟言笑的大家长。

这位典型的白手起家的实业家，把孙女的失踪看成一起绑架事件、一种对自己家族的报复行为。

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父母也开始担忧起来。

儿子本来说好要去贝希特斯加登和朋友滑雪一星期，但却没有出现，也没有像往年一样去父母家共度新年。

虽然两起失踪事件让失踪者的家人们忧心忡忡，但警方却在很久后才开始调动人力展开严密调查。

首先是因为雯卡已是成年人，其次是因为司法部门对立案侦查一事犹豫再三。

在司法权限层面，这个事件非常复杂。

雯卡是法国人也是美国人，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是德国籍。

他们失踪的地点也无法确认。

也许他们两人的其中一个就是行凶者？或者二人已双双遇难？

因此，直到开学一星期后，警方才出现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

而且，他们的询问对象仅局限于和雯卡及哲学老师有密切交往的人。

他们粗略地搜查了两个房间、贴上了封条，却没有动用刑侦技术警力。

再晚些时间，也就是二月末，直到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来到法国，事情才有了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