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菲尔比也在所谓的重要人物之列，但当他看到这份材料时思想上不免一惊：外交部有两位苏联情报人员；另一位是伦敦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

为了使思想平静下来，他有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

他放弃了指出要当心伏尔科夫是在挑拨离间的提法，因为那种提法在眼前没什么用处，日后说不定还会危害他自己。

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大胆正视现实。

然后，他对局长说：&ot;我们遇到了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根据进一步的情况，提出适当的行动措施。

&ot;

局长同意了他的意见，要他第二天一早就向他报告，同时还严格限制只许他自己保管这些材料。

菲尔比把材料带回自己的办公室，并告诉他的秘书除非局长亲自召见，否则不许打搅他。

他很想一个人独自呆一会儿，他那&ot;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ot;的要求实在是另有所指。

菲尔比相当有把握的是，秘密情报局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付尔科夫的事。

可能是为了提高他的身价，伏尔科夫才用这种含糊的词句编造他的货单，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调查的线索。

这使菲尔比信心倍增。

当然，他必须要考虑到其它许多情况。

对他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是时间问题。

由于伏尔科夫反对用电报联系，案子过了10天才转到他的手里，这太慢了。

他认为伏尔科夫的担心太过份了：由于他们的密码是一次性的，只要使用得法，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何况他们的密码制度也很严。

可是如果伏尔科夫希望这样做的话，他也无可奈何。

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需要他立即考虑。

局长竟坚持要他本人来办理这样棘手的案子，但是一旦外交部做出决定之后，所有的行动都会交给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去做。

他不可能用缓慢的邮袋来指导他们每天、每小时的行动。

要是那样的话，他掌握不住案情，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他越想越觉得有必要亲自到伊斯坦布尔去布置一下他将向局长提出的行动。

行动本身很简单，只是去见见伏尔科夫，让他和他的妻子住到他们在伊斯垣布尔的一个秘密去处。

然后不管能不能得到土耳其人的许可，都要把伏尔科夫偷带到埃及的英国占领区去。

当他把材料锁进私人保险柜而离开百老汇时，他已决定他要向局长提出的主要建议是：让局长指派他到伊斯坦布尔现场去接着搞这个案子。

当天晚上他工作得很晚，好象是紧急应付临时额外增加的功课一样。

第二天早上他向局长报告说，他们档案里虽然有好几个叫伏尔科夫的人，但其中没有一个与伊斯坦布尔的那个人的情况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