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夜没睡，时刻关注着山上的情况，天亮的时候，枪声响了，是鬼子堡垒里的日军发现自己眼皮子底下一夜之间长出了瘤子，开始做手术切割了。

杨运通确实是专业做工事的，他带人摸上主峰之后，在预定位置挖出了一条长两百米的堑壕，设置了二十多个突出的火力点，靠着堑壕相互交通，每个火力点上面都盖上了木头，用来防鬼子的炮火。

横向交通壕中间，在鬼子火力点的盲区挖出了一条纵向交通壕，是直着通往山下的，很明显这是为增援部队留下来的道路，时间匆忙，这条壕沟并未完工。

山下堆满了木头，这是工兵营的兄弟连夜送来的，用来加固工事。

想大白天的把这些木头送上去显然不现实，上面的兄弟必须要坚持一天时间，待天黑之后，才能把增援部队送上去。

现在唯一能给他们提供的防护就是炮火。

我向师部申请，请求调集全师的炮火掩护敢死队守住阵地。

师部马上答应下来，而且申请把全军的大小火炮都交给我来指挥。

军部的工兵营已经在山下作业，他们把竖直的山壁炸成了斜坡路，方便人员攀登，并派出小股兵力趁着鬼子火力被吸引，向山上运动，结果被日军的炮火给打退了下来。

太心急了。

工兵营长来向我请示，让我派大部队上去开路，被我给拒绝了，反而要求他们设法把上山的壕沟给打通，不然我们是不会让人上去贸然送死的。

于是他们上百人轮流上场，用铁锹铁镐甚至炸药开始干活，一条由下而上的壕沟弯弯曲曲地向山上钻去，这不是个小项目，没有作业面，人再多也没用，总不能让他们冒着炮火挖沟，我们经受不起这样的消耗。

山上的兄弟硬着头皮扛着鬼子的火力，不还击，也不出击，就等着鬼子钻出地堡来驱赶，他们硬是扛住了鬼子一上午的火力覆盖。

现在他们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勤保障，弹药食品和饮用水是他们目前最需要的，他们随身带着那点东西显然已经扛不到天黑了。

我给杨娃子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都要把补给送上去，不能等到天黑了。

东西送上去之后，人就不用下来了，直接增援到一线。

杨娃子这次没跟我啰嗦一句废话，直接去执行了。

他组织了三个排的兵力，分六个批次往主峰上增援。

为了给上面送给养，第一天就损失了一个排的兄弟，在没有任何掩护的情况下，就算是爬过去，也很难躲开日军的炮火。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黑，第一波兄弟被替换下来休息。

工兵营的兄弟马力全开，摸黑散开，继续开挖壕沟，另外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往山上运木料加固工事。

料到日军会夜间反扑，我们在山下提前准备了照明弹，命令上面的兄弟提高警惕，务必保住阵地。

我们猜对了，天色完全黑透之后，山上便枪声大作，喷火器在阵地面前吐出一道道火舌，把进攻的日军烧成火鸡。

照明弹亮起的时候，山坡上所有工作人员全部就地隐蔽。

直到山顶上再次安静下来。

杨运通回来之后，气喘吁吁地说:现在谁出工事谁吃亏，完全等于送死。

从来没打过这么憋屈的仗。

我递给他一壶水，问了一个跟打仗没关系的事:你说咱们这边跟八路现在是什么关系？“联合抗日呗！”

他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说，“双方政见不同，迟早会有一战！”

我又试探性的问:真就水火不容？他瞪大眼睛跟我说:给你个忠告，你小子最好别跟那边的人有什么瓜葛！

军统那帮家伙可不是瞎子。

徐州会战的时候，我率部撤离，曾接受过新四军的帮助，到武汉就被隔离审查了两个月，我至今受不到重用就跟这有关系。

我当时心里也是一惊，要知道咱也曾经受过八路军的恩惠，只要是被当成污点，估计我就回不了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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