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美国的领导作用始终不可或缺，尽管有时美国扮演领导角色时犹豫再三。

它一直寻求保持稳定和倡导普世价值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总是与不干涉主权或尊重他国历史经验的原则吻合。

在美国经验的独特性与对其普世性理想的自信之间、过度自信和内敛自省之间寻求这种平衡必然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但它绝不能退缩。

我们走向何方？

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

失败的后果不一定是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虽然在一些地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更有可能的是演变成与特定国内结构和治理形式相一致的种种势力范围（如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或极端伊斯兰版本）。

3在其边缘地带，各势力范围都可能对它认为不合法的秩序实体试探自己的力量。

它们会连成网络，进行即时通信，不断地相互碰撞。

这一过程造成的紧张状态最终会升级为谋取整个大洲乃至全球的地位和优势。

地区之间的争斗有可能比以前国家之间的争斗更加惨烈。

当代建立世界秩序需要一个在各地区内部确立秩序观的一致战略，并将不同地区的秩序相互联系起来。

这些目标不一定完全相同或能自我调和。

一种极端运动若是获胜，或许会给一个地区带来秩序，但有可能在其他地区造成冲突，或是引发与其他地区的冲突。

一国在军事上控制一个地区即使看上去似乎带来了秩序，但有可能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一场危机。

均势概念应当重新评估。

从理论上讲，均势应该是不难计算的。

但事实证明，协调一国与他国的考量并对考量的极限达成共识是极其困难的。

外交政策所含的臆测性是指有必要根据判断调整行动，而判断做出之时又无法验证其正确与否。

在大动荡时期，尤其如此。

旧秩序陷于动荡之中，它会被什么样的秩序取代又是一个未知数。

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对未来的评估。

然而，各国内部结构不同，对现有趋势意义的评估也会不同，更重要的是，处理这些差异的标准也会相互冲突。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

一种肯定个人尊严和参与式治理、遵照一致同意的规则开展国际合作的世界秩序不失为一条出路，也是激励我们的动力。

但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还需要走过一系列的中间阶段。

在任何一段时间，如果我们能像埃德蒙&iddot;伯克所写的那样，&ldo;默许没有达到抽象的完美的可行计划，而不是追求更加完美&rdo;，通常会更好。

而坚持一蹴而就有可能引发危机，甚至导致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