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全面考察十八世纪的弗吉尼亚生活，就会发现把弗吉尼亚的领

导人与其特定地方联结起来的一桩又一桩现实，这种联系甚至比在同时代的

英国更为密切。

河道纵横，陆上交通不便，往往使商业生活局限在私人码头

上的种植园货栈一隅。

文化生活也是如此：包括最好的图书馆在内的文化中

心，稀稀落落地散布在殖民地各个相距甚远的庄园宅第内。

种植园主殷实人

家的子女不在大都市上学，而在当地&ldo;老废地&rdo;上的校舍里就读，或者由家

庭教师在家伴读。

尽管威廉斯堡，一直是政治中心，但它从未发展成一个都市：由于没有

都市，教区的聚会所、县府大院和乡间邸宅便成了社交聚会和讨论公共利益

的天然中心。

《弗吉尼亚的治疗法》一书（1662年）的作者抱怨他们&ldo;居

住分散&rdo;是独立危险和背离严谨的国教精神的根源。

我们从作者所处的那个

时代理解下面的呼吁：&ldo;解救弗吉尼亚弊病的唯一办法……应当是在若干县

里兴建城镇，移民聚居。

&rdo;好心的世界主义者再三地试图强行建城，以便在

文化和宗教正统性上把弗吉尼亚提高到可尊敬的英国水平。

这种压力造成了

所谓的&ldo;共居&rdo;大论战，论战一方希望有一个城市化的弗吉尼亚，像宗主国

英国那样开明和优雅，另一方则相信弗吉尼亚应当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得到启

蒙与教化。

1680年的共居法令试图通过立法凭空建立城镇，但该法令和以

后通过的同类法令（甚至包括1705年10月的兔除城镇居民四分之三税额的

法令）只是纸上谈兵。

由县政府与教区委员会一类机构所强化的地方精神和

地理与烟草业的压力简直是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