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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2页）

我们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说明了中国当代同性恋现象的全貌，但是假若我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必然会有人认为，我们揭开了社会的疮疤，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这是因为我们把被愚弄而不自知的平静，转化成自觉被愚弄的痛苦。

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疮疤早早揭开的话，就不会有受愚弄的人。

就整体而言，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对这个社会视力缺陷的忧虑，以青蛙的视力来打比方，青蛙的视力也有类似的缺陷。

它能够看到眼前飞过的一只蚊虫，却对周围的景物视而不见，于是在公路上常能看见扁平如煎饼的物体，它们曾经是青蛙。

它们之所以会被车轮轧到如此之扁，都是因为视觉上的缺陷。

尽管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存在了非常之久，但它对人类本身一些最基本的方面还一无所知。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农民非要生很多孩子不可，假如要他们自愿少生一些，应该用什么办法。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宁愿在婚丧嫁娶方面花很多钱，却不肯用来改善生活。

像这样的事情多得数不过来。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我们没有好的假设可供检验；从人类学角度来说，我们对这些人的生活尚缺乏根本的了解。

假如不了解这些事，恐怕有一天我们会被轧得非常之扁。

同性恋研究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

比如我们以前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是异性恋；我们不知道农民为什么非生很多孩子不可，是因为我们是城里人。

人类学和社会学告诉我们的是：假如我们真想知道，是可以知道的。

我念大学本科时，我哥哥在读研究生。

我是学理科的，我哥哥是学逻辑学的。

有—回我问他：依你之见，在中国人写的科学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读？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费孝通的《江村经济》。

现在假如有个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不管他是学什么的，我的回答还是《江村经济》——但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还是叫作“中国农民的生活”

为好。

它的长处在于十分诚实地描述了江南农村的生活景象，像这样的诚实在中国人写的书里还未曾有过。

同是社会学界的前辈，李景汉先生做过《定县调查》，把一个县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

学社会学的人总该读读《定县调查》——但若不学社会学，我觉得可以不读《定县调查》，但不读《江村经济》可不成。

中国的读书人有种毛病，总要把某些事实视而不见，这些事实里就包括了中国农民的生活。

读书人喜欢做的事情是埋首于故纸堆里，好像故纸之中什么都有了。

中国的典籍倒是浩若烟海，但假若没人把事实往纸上写，纸上还是什么都没有。

《江村经济》的价值就在于它把事实写到了纸上，在中国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事。

马林诺夫斯基给《江村经济》做序，也称赞了费先生的诚实。

所以费先生这项研究中的诚实程度，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谈《江村经济》，而是谈诚实。

以我之见，诚实就像金子一样，有成色的区别。

就以费先生的书为例，在海外发表时，叫作“中国农民的生活”

；这是十足赤金式的诚实。

在国内发表时叫作《江村经济》，成色就差了一些，虽然它还是诚实的，而且更对中国文人的口味。

我们这里有种传统，对十足的诚实甚为不利。

有人说，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学问，什么叫作“是”

（be），什么叫作“应该是”

（shouldbe），从来就没搞清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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