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文化大革命&rdo;初期，中国在世界各国只有4位大使，这是它自己的选择。

它还和美苏两个拥核的超级大国都处于对抗状态。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认识到，就连中国人民经受了几千年考验的忍受力都已经被&ldo;文化大革命&rdo;消磨殆尽。

他企图通过整肃思想和无畏不屈来吓阻外国干预，但中国的孤立却正可能诱发这样的干预。

1969年，苏联似乎蠢蠢欲动，要对中国发动攻击。

毛泽东甚至把所有部委都疏散到了各省，只留下周恩来总理镇守北京。

对这次危机，毛泽东的反应正如他的风格，出人意料地来了个急转弯。

他结束了&ldo;文化大革命&rdo;中最无法无天的行为，派军队取代了&ldo;红卫兵&rdo;，而把他的这支突击队分配到农村，让他们和先前遭他们迫害的人一道从事劳动。

为遏制苏联，他开始接近此前千夫所指的敌人‐‐美国。

毛泽东认为，和美国修好将使中国不再孤立，给其他对中国敬而远之的国家提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

（有意思的是，就在我为初访中国做准备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认为中苏之间严重的紧张关系使得美中关系有可能缓解，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倾向会阻止美中关系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缓解。

11）

无论革命多么波澜壮阔，其成果都需要巩固，最终都要从激昂的热情转为可以持久的状态。

这就是邓小平所起的历史性作用。

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复出。

他迅速推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

为了实现他所说的&ldo;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rdo;，他释放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潜能。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为加速这一令人瞠目的变化‐‐尽管不一定是出于真诚的信念‐‐中国加入了国际组织，接受了世界秩序确立的规则。

然而，中国尽管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它的心态非常复杂。

这要归因于它是怎样被推入国家间体系的。

中国没有忘记，当初它被迫与现存的国际秩序接触时，所受到的待遇与它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天差地别，事实上也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矢言遵守的原则南辕北辙。

听到外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制度的&ldo;游戏规则&rdo;和&ldo;责任&rdo;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包括高级领导人，会本能地想到中国并未参与制定这个制度的规则。

对于要中国遵守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的要求，中国人经过斟酌后同意了。

但是，他们期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使中国得以作为中心角色来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修改现有的一些普遍规则。

他们早晚会采取行动实现这一期望。

在等待时机来临的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渐活跃。

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每一个国际论坛都积极寻求它的意见和支持。

同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秩序中许多国家的做法一样，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提高自身的声望，例如主办奥运会、国家主席亲临联合国发表讲话、与世界大国进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