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就花太多功夫讲这些事情，显得我的青春过于绚烂多彩了。

其实，那一年所有这样的“时刻”

加起来，可能也不会超过一天。

到了大二，我开始频繁地出现症状了。

当时我还不能控制这一“感受”

，更多时候是延续高中的策略，让自己放松下来——但是这个策略变得不管用了。

我一放松，那个环形的光圈收缩得就越快，我就有越高的几率晕厥过去。

我自己其实倒觉得没有太大影响，但是这吓坏了学校的辅导老师。

他们很负责任，带着我去医院查了一圈，还通知了我父母。

那个时候，父亲母亲关系已经不怎么好了，所以当他们一起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也很难感觉到温馨的家庭气氛，更多的是感受到令人压抑的敌意。

这么折腾了几轮以后，父母开始相信一些医生关于“癔症”

的说辞，对我表现出不满。

尤其是母亲，她一直觉得我是个软弱的小孩子，喜欢逃避困难，遇到难关就想要缩起来，所以“癔症”

这个说辞很符合她的预期。

终于，在我和母亲大吵了一架以后，父母也认为，这份婚姻没有再继续下去的意义了。

不过他们没有立马离婚，而是先分居。

父亲应聘了鄂尔多斯一个私立学校的校长，之后就长期定居在那里。

父母从小吵架吵到大，在年少的时候，这种场面可能会让我感到害怕，但是随着成年，我也明白有的关系应当随缘。

不过，我难免认为自己对这个结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得做点什么。

一方面，我跟辅导员进行了一次长谈，表示我并没有太大问题。

辅导员则是进行了一通不知道意义何在的“教育”

，让我卸下包袱，减轻压力，不要把竞争太当回事儿。

另一方面，我开始在宿舍没人的时候，在铺位上去拿捏“晕”

的感觉。

如果说高中时候我是努力让晕厥不要发生，那么现在我则是试图诱导它发生，进而耐受那种强烈的失重感——我的大脑似乎从反复晕倒的“经验”

中感知到，我并不是不能与它和谐相处。

这段摸索只能说是“有门”

，但却缺乏真正的成功经验。

“有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