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们很急切，心气也高。

我模糊地记起人民日报1988年的元旦社论的标题叫作《迎接改革的第十年》。

我决定花十分钟回忆一下当年，在网上查到了这篇文章，文中有些句子是这样的，&ldo;我们要抓住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带动其他工作。

&rdo;&ldo;政治体制改革将开始逐步实施;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如新闻、文艺等也都将进行改革。

&rdo;&ldo;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rdo;等等。

这是一个很有抱负的态度，对吧?至于下面这句话，不用查我也记得，&ldo;我们过去失掉的时间太多了。

&rdo;

如果说我从中体会到纯真与热情，还算恰当吧?我继续往前查，看到1979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抨击了官僚主义，还坦率地承认本国的沉疴。

&ldo;他们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当官，以为掌管的摊子越大，指挥的人越多，官越大，政治、生活待遇也越高。

同样的机器设备，在外国有工人和管理人员一千人就够了，我们这里常常超过人家三、四倍，产量反而不如人家。

为什么?&rdo;

1980年代是一个官方文体与民间文体差别不大的时代，还是一个经常问&ldo;为什么&rdo;的年代。

当我们不再问这个问题，改革开放的青春期就结束了。

翠鸟在天空中消失了，蜂鸟则在心中消失了。

我曾有几年为一家媒体写新年献词，你知道最困难的是什么?就是如何在字里行间避免沉郁之气，以便与新年气氛匹配。

这在早前是不成问题的。

上述元旦社论的第一句是，&ldo;我们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跨入一九七九年。

&rdo;这样的句子是有前提的。

一个更年轻的时代。

如今，我发现，我们总是在做一些非此即彼的选择。

要么污染，要么贫穷。

要么翠鸟，要么过分肥大的带鱼。

要么信念，要么功利。

要么灵，要么肉。

要么科学的春天，要么权钱的炎夏。

要么纯真而无知，要么成熟而世故。

到最后，这岁月中最值得留恋的竟然是一声消逝的鸟鸣。

亦将有感于斯文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以后无论是在《第一财经周刊》，还是在其他媒体，我都不再写了。

我曾在这里写过，&ldo;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rdo;，这正是我在这些专栏中的因寄所托。

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

我还感到自己的一点点才能并不在这里。

早年我读过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古文经典，却委实乏味，后来我又读了《东坡志林》，晚年成熟期的作品，依旧是对国家社稷发言，充满了幼稚的错误。

我不免惋惜，一个杰出的头脑做了一件多么没有意义的事。

相比之下，《前赤壁赋》却是何其优美洒脱的杰作。

我觉得，这是前车之鉴，写文章还是该写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

年轻时我想写小说，这算不得梦想，因为写小说你只需要坐下来开始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