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峰赴京开会之前，我收到父亲的信，说从劳动改造的水库直接被借调到北京电影厂。

我给父亲写了封信，交给了刘峰。

我的意思是如果刘峰在北京实在没地方串门，也实在有空儿，就替我去看看我阔别好几年的父亲。

信自然是个由头，真话我也不会往上写。

那时我的真话往哪儿都不写。

日记上更不写。

日记上的假话尤其要编得好，字句要写漂亮，有人偷看的话，也让人家有个看头。

我渐渐发现，真话没了一点儿也不难受。

我跟爸爸都在彼此大而化之的字句里读出真话。

我傻乎乎地问刘峰，我爸给我捎的是什么？

刘峰说他没看，不过我爸托交的包裹最沉。

我偷瞥一眼所有人，希望她们都听到了，我爸不再是反动文人，不再是工资被冻结每月领十二元生活费的文明叫花子，而是在北京的电影厂里上班、给女儿捎得起东西的父亲！

但没人留神我的成分改变和翻身解放，都还晕在对刘峰的崇拜里。

刘峰拎起地上的一条灰狗般的行李袋，说他一会儿把东西给女兵们送来。

意思是他要在宿舍里完成分拣。

不是每家父母都细心，在包裹上写清名字的，不分拣清楚，万一张三被李四的父母错爱了呢。

我们散会前，刘峰拎着那个行李袋回来了。

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分拣出去了，可行李袋一点儿没见小。

刘峰是个人拥有品极少的人，出门又会精简再精简。

我们女舞蹈队二分队有四个北京人，刘峰从丑陋疲惫的行李袋里先拿出四个包裹。

最后一个，第五个，是父亲给我带的。

那是体积最可观的一个包裹。

塑料袋在当时可不被看成环保垃圾，而是值得爱惜一用再用的好东西。

父亲一定是专门弄来这个印有北京友谊商店店标的双料大塑料袋，那样的华美让它盛装的无论什么都华美了。

下面是刘峰的原话：

&ldo;我打电话到你爸电影厂招待所，跟他说对不住，会议安排忒紧，电影厂离城里远，咱又人生地不熟，这回就不拜访您了。

我还说，叔叔您看我是不是把萧穗子让带的信投邮筒里给您寄过去？你爸问了我一句，我住哪家招待所，我说我还真说不清，头一回来北京。

第二天一早，他找上门来了，我纳闷儿他怎么找着了我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