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以色列雷霍沃特

1首访北京

1989年的仲秋季节，我从以色列特拉维夫飞到美国落杉矶，又从洛杉矶飞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往中国北京。

那时中国和以色列还处在政治外交的隔离状态，我不得不避开我的以色列人身份，经由第三国，绕道大半个地球进入中国。

飞越大半个地球的旅程和我同行的有斯梯尔先生，他是美国一家名叫派拉蒙的实业公司的大老板。

另外还有两位小伙，一位是我的同事，以色列柑橘农业技术专家拉维德先生；另一位是斯梯尔先生的助手，在美国留学刚毕业的台湾年轻人，性周。

我名义上是派拉蒙公司的顾问，隐去了我真实的身份以色列农业发展公司总经理。

我们此行的任务是到中国南方一个柑橘产地进行考察，意在与中方有关单位签订最终协议，共同创办一家柑橘合资企业，栽培、加工、销售一条龙。

在此之前，中国和以色列双方高层已经派出过人员进行多次秘密接触，经过长达三年多的曲折和努力，一项在当时看来算是不小而且颇富创意的在华国际合作项目，终于要瓜熟蒂落了。

就要从洛杉矶出发了，不料出了点小麻烦。

我到中国领事馆领取签证时，被告知没有批准。

在当时的局势之下，一个以色列人要进入中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困难可想而知，第一次遭到拒签，想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不过中国有关方面是事先有过承诺和做了相应安排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十分懊恼，幸好经过与中方邀请单位紧急联系，第二天很快也就将签证顺利拿到手了。

后来听说，只是中方内部办事程序上出了点小问题。

离开洛杉矶经过十几个小时穿越太平洋的飞行，我们到达香港稍事休息，紧接着又登机继续下一段旅程。

10月15日午后，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

对我们这些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人来说，一个长期与世隔绝和刚刚打开大门的东方中国，充满神秘和吸引力。

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头十年的初始阶段，中国和以色列仍然处于外交隔绝状态，中国显得是那么遥远、陌生和甚至有些神秘，我们就是要到这片地方去探索和帮助创造某种奇迹。

可想而知，我们一行人的心情是何等地兴奋。

梦幻变成现实但对我自己来说，除了大家共通的兴奋心情之外，还有说不出的激动。

这里有我祖父长眠的墓地，是我父母亲年青时期生活过的地方，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情不自禁地勾起对儿时的回忆，想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巴勒斯坦一个偏僻山村里我家房檐下的红灯笼。

从小我就听父母说，在非常非常遥远的东方一个什么地方，那里有好些城市，有北京（当时叫北平），有广州、上海、大连，还有天津。

我父母亲在那里有不少亲戚，有我的长辈也有我的同辈。

那时看见父母亲收到来自这远方的信函时是何等激动，我也因为有机会给集邮册增添一些奇异的邮票而兴奋不已。

我特别喜欢父母亲那些一同在中国长大、又一同移民到以色列来的朋友，他们偶尔上家里来串门，共同回忆在中国、在哈尔滨的往事，并给我带来些蜡烛，叫我格外欢心。

那时我从未敢想，有朝一日我也会去到那里，会在那里见到我们家族的某位亲友。

现在，我终于踏上终生梦寐以求见到的这方神奇而又亲切的土地了，儿时梦境中的一切似乎就在我的身边，这就像是阿拉丁神灯一样美丽的神话，就像儿时红灯笼的梦幻变成了现实。

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是唐先生，中方合作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他的两位同事。

我和唐先生不久前在美国初次见过面，现在一见如故。

认真说来，我们之间的经久友谊是从此开始的。

未想到20年之后，我们成为了写作本书的搭档，成为经常相聚的&ldo;话友&rdo;和&ldo;笔友&rdo;（这也是在本书中采用的称呼）。

当时的北京机场显得有些落后，从机场通往市区的专用公路还不够宽敞，但平直而整洁。

驱车去市区的一路上，主人兴高采烈地给我们指点从车窗外面飞驰而过的北京景色。

已近深秋，公路两旁的杨树林泛出金黄的颜色，透过树丛的屏障看到的是无际的农田，还有星星点点的村落房舍。

我的话友后来告诉我说，那时曾有一位西方记者带着讥讽的口吻写道，那矮小而凌乱的村舍，让你根本想不到已经进入一个大国的首都。

但是我有着与这位记者不同的心情，想起我父亲上世纪30年代在哈尔滨的生活经历，想起我童年时期在巴勒斯坦居住过的贫穷落后的农村，眼前看到的景象在我心中显得是那般平和、宁静，甚至还带几分亲近。

进入市区，见不到许多高楼，但是沿街散布着片片绿地和五彩缤纷的人工花坛，煞是好看。

这类精心布置的鲜花坛景，后来越办越火红，特别是逢上重大节日，成为北京颇具特色的亮丽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