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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1页）

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他规定可以用罚金来代替体罚，他制定各种程序，准予特赦那些悔过自新的犯人。

同样地，蒙古当局也试图根除酷刑，或者说至少是严格限制其运用。

蒙古法律详细地指出，当一个人犯了重罪，需要用酷刑来迫使其招供时，官员必须在这之前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而不能仅凭怀疑。

1291年的蒙古法典特别强调，官员必须&ldo;首先要理智地分析和推断案情，而不应该滥施酷刑&rdo;。

与此相比，就在蒙古人尽力限制使用酷刑的同时，欧洲的教会和国家通过法律，将酷刑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更多的罪行，而且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

其他国家存在着种种血腥的肉刑，如在刑架上将肢体扯裂、用大轮子碾碎身体、钉尖桩或各类火刑，蒙古人则不然，他们仅限于用藤条抽打。

蒙古法律的温和性和草原文化的习俗以一些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

传统中国官府经常将罪行刺在罪犯的前额，以致于使犯人永远地带着罪行的标记。

由于蒙古人认为前额是灵魂之所在，所以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是罪犯的头也不能这样被随意伤害。

蒙古当局允许在已经实行的地区继续刺字，必须说明的是，犯第一、二等罪的刺在上臂，犯第三等罪的刺在脖子上，但绝不刺在前额。

蒙古人不允许将这种刑罚扩展到新的地区或那些还没有实行过的少数民族身上。

蒙古当局不是把将罪行写在罪犯身上，而是喜欢写在罪犯家前面的墙上，以致于所有居民都能对罪犯保持小心警惕。

他们也实行假释制度，被假释的囚犯必须一月两次向当地官府报告，以便官府督察他在此期间的行为。

与蒙古的群体将功补过的原则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囚犯要获得自由，就应该自觉充当执法机关的助手，用自己的知识协助官府逮捕其他犯人。

犯人，有时还有他的所有家人，必须将罪行供词写下来，把对审判的异议或不满也写出来。

为了保存这些文字记录，他们还必须按上手印。

在任何时候的司法实践中，蒙古官府总是希望让最低层组织去解决尽可能多的案件，而官员则不加干涉。

一个家庭中的罪行可以由家庭解决；一群有共同信仰的僧侣中的纠纷，可以由那个宗教中的僧侣解决；一个行业中的罪行可以由该行业的公务会解决。

与解决纠纷有关的是，蒙古当局鼓励印刷犯罪学方面的书籍，以便让公民个人和小型行会受益于正确的法律指导。

在刑法条文中，他们也规定了对官员的最低要求：去犯罪现场搜集、分析和汇报证据。

条文中还规定了为搜集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而搬动和检验尸体时的注意事项，规定书面报告必须一式三份，包括描述伤口位置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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