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真是场暴风雪，”

康韦回忆着，“差不多就是一年里的这个时候，不是吗？一月初。”

“我想，是二月。

我想想，没多久我们就出国了。”

“我很肯定是一月。

我的猎犬内德，你记得内德吗？一月底瘸了。

就在那件事之后。”

“那肯定就是一月底了。

岁月流逝，连回忆日期都这么困难，真是滑稽可笑。”

“回忆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

奎因先生用聊天的语气说道，“除非你能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国王被刺杀，或一场重大谋杀案的审判——找到一个地标，加以联想。”

“哦，当然了，”

康韦大声说道，“就发生在阿普尔顿案之前。”

“在那之后，不是吗？”

“不不，你不记得了吗，卡博尔认识阿普尔顿一家，去年春天还跟那位老先生住在一起，就在他死前一周。

有一天，阿普尔顿先生谈到了他——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头儿，对阿普尔顿太太这么年轻貌美的女士而言，被捆绑在他身边一定是件可怕的事。”

“啊，你说得对，我记得在报上读过一段文章，说当局批准开棺验尸。

应该是同一天——我用了一半的心思读这条消息，另一半心思则想着躺在楼上死了的可怜的德里克。”

“那是个既普通又奇怪的现象，”

奎因先生评论说，“人处于重压之下时，头脑经常会集中在一些不太重要的事件上，而且很久之后仍然会精准地记得——可以说，是被那一刻的心理压力推进大脑中的。

可能是一些相当无关紧要的细节，比如墙纸的图案，但永远都不会忘记。”

“你说的话非常特别，奎因先生，”

康韦说，“就在您刚刚说话那会儿，我突然感觉自己回到了德里克·卡博尔的房间——死去的德里克躺在地上——我能清楚地看见窗外的那棵大树，还有它投在外面雪地上的阴影。

没错，月光，雪，树影——现在，我又能看见它们了。

老天，我相信我都能画出来，然而我从没发觉我当时正在看着它们。”

“走廊另一头那个大房间是他的吧？”

奎因先生问。

“是的，那是一棵大山毛榉，就在车道的拐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