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的儿子仁宗当皇帝时，有一回，谏官韩绛收到同僚林献可送来的一封书信，信中&ldo;多斥中外大臣过失&rdo;。

韩绛身为谏官，觉得应该向皇帝报告。

便将这封私信交给宋仁宗：&ldo;林献可遣其子取书抵臣，多斥中外大臣过失。

臣不敢不以闻。

&rdo;宋仁宗却说：&ldo;朕不欲留中，恐开告讦之路。

第持归焚之。

&rdo;叫他将书信带回去烧掉。

仁宗皇帝不想了解大臣过失、借以整饬吏治吗？当然不是。

但他深知，如果为了掌握臣下动向而纵容告密，对政治品质的败坏将远甚于&ldo;中外大臣过失&rdo;本身。

宋仁宗一朝，也是宋代最自觉抑制告密政治的时期。

皇祐元年（1049），台谏官李兑、何郯、陈旭等人上书：&ldo;比岁臣僚有缴奏交亲往还简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圣时成告讦之俗。

自今非情涉不顺，毋得缴简尺以闻，其于官司请求非法，自论如律。

&rdo;意思是说，最近有些臣僚将私人书信上交朝廷，朝廷则凭书信私议调查臣下，弄得告密之风大盛。

自今之后，除非事关谋逆，臣僚不得交纳私人通信，有司也不可收缴臣僚私信。

宋仁宗批准了这一建议。

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申明政府不得缴纳私人信件、据书信私议定罪的立法。

宋仁宗时代，监察系统非常活跃，台谏官可以风闻奏事，这固然对执政的政府系统构成强有力的制衡，但也产生了一些负作用‐‐台谏官动辄上章告讦人罪，甚至根据道听途说&ldo;暴扬（他人）暧昧之事&rdo;，以致&ldo;刻薄之态，浸以成风&rdo;。

御史吕诲于是上书&ldo;请惩革之&rdo;。

仁宗皇帝从善如流，下诏&ldo;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rdo;，禁止官员打小报告揭发人罪。

执政官若有过失、罪错，可以公开弹劾，但不应告密，不能揭人阴私。

后来的宋神宗、哲宗时代，当变法派（他们受申韩法术影响较深）执政时，告密风气大有复炽之势，因为一部分变法派官员认为，新政的推行，需要借助告密的力量。

如熙宁七年（1074），参知政事（副宰相）吕惠卿推行&ldo;手实法&rdo;，即要求老百姓自行申报不动产，政府再按其不动产征税。

这本非恶政，但吕惠卿为防止有人隐瞒财产，又&ldo;许人纠告&rdo;，鼓励告密。

结果在民间大开告密之风，&ldo;家家有告讦之忧，人人有隐落之罪，无所措手足矣&rdo;。

因而，&ldo;手实法&rdo;甫一推行，立即就受到有识之士的强烈抵制。

未久，宋神宗只好下诏废止了&ldo;手实法&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