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苏轼同时代、政见不同的王安石，曾于嘉祐三年给皇帝上书言事，也是极力抨击当时的官场风气：&ldo;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

&rdo;王安石说，现在的大官小官都忙着开公司、做生意，以权谋私，大发其财。

◎南宋刘松年《西园雅集》局部1

这是北宋的情况。

南宋看起来更加糟糕。

淳熙十五年，当时最著名的&ldo;公知&rdo;朱熹借皇帝召他入对之机，上&ldo;奏札&rdo;五篇，在谈及政界现状时，朱熹狠狠吐槽：&ldo;朝廷之上，忠邪杂进，刑赏不分；士夫之间，志趣卑污，廉耻废坏。

&rdo;朱夫子甚至将朝廷吐槽成贼窝：&ldo;今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

&rdo;

与朱熹生活于同时代的周必大在一篇《答选德殿圣问奏》中也称：&ldo;循良者十无一二，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

&rdo;在他看来，这大宋政界中，清廉高洁之士不到20，而贪官污吏占了六七成。

当然，以那时候文人的习惯，周必大肯定没有做过严格的抽样调查。

生活时代略晚一点的另一位南宋官员袁燮，则在他的《论国家宜明政刑札子》中差不多将大宋官场说成&ldo;天下乌鸦一般黑&rdo;：&ldo;贪吏肆虐，政以贿成。

监司牧守，更相馈遗；戎帅所驻，交贿尤腆；而诸司最多之处，抑又甚焉，见得妄义，可以成风。

&rdo;总之一句话：无官不贪，腐败成风。

如果这些宋朝&ldo;公知&rdo;的描述是真实无误的，我会觉得宋代官场之腐败简直适合用一句流行的戏言相形容：将所有官员随机编码，然后把单号的官员抓起来，一定还有贪官漏网。

但是，我很快又注意到，将大宋官场说得乌烟瘴气的范仲淹、朱熹等人，都是宋代极有抱负的官员、学者，他们说的狠话，都是策论或奏札，换言之，都是说给君主或执政官听的，目的非为粉饰太平，非为拍马屁，而是要给朝廷制造压力，迫使朝廷更化革新，整饬吏治，改善民生。

所以，他们宁愿将官场风气往坏里说，将腐败现象往重里说，不惜将&ldo;一个手指头&rdo;的问题说成是&ldo;九个手指头&rdo;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宋朝士大夫所形容的官场腐败严重性，应该打一个折扣才切合实际‐‐宋朝肯定存在腐败，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

事实上，范仲淹、苏轼、王安石向朝廷上书&ldo;抹黑&rdo;官场的时间，都在宋仁宗朝，而仁宗朝其实是堪称&ldo;政治清明&rdo;的一个时代，那时候，党争还处于良性状态，监察系统的力量也非常强大，反对派与台谏官对执政群体虎视眈眈，一发现露出腐败苗头便穷追猛打。

范仲淹的好友、泾州太守滕子京滥用&ldo;公用钱&rdo;（办公费），受御史弹劾，贬到荒凉的岳州；宰相杜衍的女婿、提举进奏院的苏舜钦，有一回将进奏院废纸卖了，换成一笔小钱请同事喝花酒，也被御史参劾，最后以&ldo;监主自盗&rdo;之罪被削籍为民；还有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因为&ldo;乘势贱买&rdo;民宅，为御史中丞包拯严词弹劾，被罢了三司使之职。

张方平、苏舜钦、滕子京都谈不上是什么贪官，只不过小节上有污点，结果都被台谏官与反对派抓住了把柄，不依不饶发起弹劾，直至他们被处分。

朱熹与周必大上书的时间，则恰好都在南宋孝宗朝，孝宗一朝实际上是南宋时期吏治最严、吏风最正的时段，宋孝宗整饬吏治的力度很大，广南东路提刑官石敦义，只因&ldo;盗用盐脚赃赏钱等入己，及减勊盐亭户盐本钱入己&rdo;，即被追毁出身，除名，永不收叙，刺配柳州。

因此，宋人说，&ldo;当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

&rdo;官场风气是相当清廉的。

周必大称&ldo;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rdo;，明显是夸大其词，不可信。

◎南宋刘松年《西园雅集》局部2

但宋朝士大夫的说话习惯就是那个样子‐‐宁愿多说社会的阴影面，以激发国家变革的动力。

知识分子就这点臭毛病，但总比那种&ldo;总将坏事说成好事&rdo;的&ldo;花刺子模信使&rdo;要好得多吧，至少让我觉得宋朝的政论环境确实是比较宽松的一个允许公开抨击官场风气的社会，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后世就不是这种说话风格了，比如清王朝，你看清朝官员公开说的奏折、策论，说话都很谨慎，很注意分寸，&ldo;多磕头，少说话&rdo;。

然后你再去翻他们私下说的日记，比如晚清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才看到他们痛心疾首地谴责官场腐败。

‐‐政论环境成了这个样子，就很没意思了。

而清王朝的吏治腐败程度，依我看，那可比宋代严重得多。

我这么说，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基于两项事实：其一，清王朝产生了像和珅这样的超级巨贪，家产估价超过两亿两银子，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倍，如此巨大的腐败数额，是宋朝的秦桧之流难望背项的。

其二，宋朝时，官场上的行贿送礼叫作&ldo;苞苴&rdo;，是个别现象，但到了清朝，行贿送礼已发展成为制度化的&ldo;陋规&rdo;，几乎没有一个官员可以自外于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张集馨说，他在陕西担任督粮道时，每年都要给陕西巡抚送礼，礼金为5000多两银子。

这个陕西巡抚，就是以清廉著称的林则徐。

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说林则徐是名贪官，但他必须接受下属的贿金，因为他也需要向上司行贿。

行贿‐受贿，成了一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