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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我父亲被下放到了农村，他身背药箱走在乡村田间，给农民们治病。

当造反派意识到他们是放过了我的父亲，再去农村抓他时，已经找不到他了。

朴实的农民们保护了他，把他藏了起来，让他非常幸运地躲过了文革早期的革命暴力。

那张了不起的大字报在我和哥哥的床头墙上存在了一年多，积满灰尘和纸张泛黄破裂以后，它自己沿着墙壁掉到了床底下，然后被我们遗忘。

最初的时候，我每天睡觉前和起床后，都要用神圣的眼光看看自己歪歪扭扭的署名。

五年以后，我进入了初中年级，开始大规模书写大字报了，而且是亲自书写，不再是尾随其后的署名。

文革时期最著名的写作班子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笔名为梁效，是两校的谐音。

我模仿梁效，拉上三个同学也成立了一个写作组，笔名来自当时著名的文革电影《春苗》。

那个时候刚好是黄帅事件席卷全国。

年仅十二岁的小学生黄帅写了一篇批评老师的日记：“今天，xx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

』这句话说得不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来打同学脑袋的。

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老师看到日记后大发雷霆，认为黄帅是“为了拆老师的台”

。

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老师不断批评黄帅，还要求其他同学不要理睬黄帅。

孤立无援的黄帅只好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六百字的信。

她在信中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老师却抓住不放。

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十二月二十八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

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也转播了这篇报导。

黄帅红极一时，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反潮流英雄，全国的中小学生纷纷向她学习。

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

被抓。

十六岁的黄帅一下子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成为了“四人帮”

的小爪牙。

批判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她的父母也因此倒霉，母亲写下了几十万字检査，父亲被逮捕入狱。

直到一九八一年，黄帅的父亲才获得平反，走出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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