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湖南人，遇得一个偶然机会，读到浙江人吕留良的遗书，了解了一些明清易代之际的史事，不由深慨乎亡国奴族之痛，遂萌武装颠覆之心。

当时民间传闻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岳飞後裔，世代与金为仇；曾静乃致书钟琪，历数胤禛杀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诸罪，劝他举事造反。

然时异势变，岳钟琪不是吴三桂，曾静不啻自投网罗。

按律，曾静当以&ldo;谋反&rdo;罪予以凌迟；但是，胤禛对他的处理，再度出人意表。

他不仅不杀曾静，反而将他请到北京，就双方关心的各类问题交换意见，并相互辩论，最终取得共识，曾静&ldo;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rdo;。

胤禛更将谈话记录（审讯笔录）及相关谕旨、奏摺汇编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ldo;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rdo;。

胤禛此举，实为极具自信之举，因为，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为乾隆以後清廷最为忌讳的华夷、满汉之辩。

但是，弘历对他老爸的处置不以为然。

登基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收回、销毁《大义觉迷录》，并将前经赦免之曾静诸人处死。

弘历此举可谓不孝不信。

胤禛当时不杀曾静，并有&ldo;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rdo;之谕；孰知尸骨未寒，弘历便悍然违背遗命，将其父&ldo;辩友&rdo;凌迟处死。

此谓不孝。

《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其书开诚布公，就满汉、华夷、关内关外等种族、文化和地域的敏感问题进行辩正；先不论其说理立言是否足以服天下人之心，单是这种不人为设立言论思想禁区的做法，便值得称赞。

弘历收回并销禁其书，在己，固有做贼心虚的怯懦，在人，则有言而无信的观感。

此谓不信。

清廷统治，最好标榜&ldo;敬天法祖&rdo;四个字，而实际操作，不尽如此，弘历对曾静案之&ldo;拨正反乱&rdo;，即为显例。

然对弘历此举，除了不孝不信的批评，我们还可进行一次专制君主的心理学研究。

如前所述，在思想言论的控制方面，玄烨之风格可以&ldo;宽仁&rdo;二字概括；胤禛稍嫌&ldo;操切&rdo;，但非全不讲理者；弘历则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讲道理，不讲诚信，谥之为&ldo;恐怖主义&rdo;，亦不过分。

然则，祖孙三代何以每下愈况如此？难道是个性迥异所致？曰：非也，时势使然也。

康熙之世，版图尚不稳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还须尽量笼络人心，因此，对文字思想上的&ldo;出轨&rdo;，不遑吹求。

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则以整顿吏治为执政之关键问题，其被人诟病之&ldo;特务政治&rdo;（以设立军机处和密摺制度为表现形式），所针对者不过是官僚系统，并未过度扰民；至于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无庸後世论史者为之寄托情感。

而他处理文字狱的手法，如曾静案，固然不能排除个性上争强好辩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对执政合法性的隐忧。

一方面，儒家学说为满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资源，如&ldo;皇天无亲，惟德是辅&rdo;、&ldo;抚我则后，虐我则仇&rdo;；另一方面，儒家学说中的一些内容又可以动摇其合法性，如华夷之辨、正统之争。

胤禛认为，光靠禁绝异议、杀戮士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争端，因此，才会不顾身份悬殊，与曾静进行&ldo;平等辩论&rdo;。

然欲在君主专制的框架内解决此一思想争端，仅凭论战，收效绝不乐观，他若能切实恢复传统政治中的宰相制度，或有可能做到本末兼治；有关宰相制度的讨论，详後，此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