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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若依&ldo;常识&rdo;,则吕思勉撰著通史,应当在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诸种断代史的研究完成後,方能开展。

但是,我们看他的著作系年(以出版年代为断),情形却悖于&ldo;常识&rdo;:《白话本国史》,1923年;《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隋唐五代史》,1959年。

断代史没作出来,却先写出通史,且提早十幾年写出。

那么,以&ldo;常识&rdo;判断,他的通史是否跟&ldo;完美&rdo;不沾边?是又不然。

顾颉刚对民国年间的通史著作多不许可,谓&ldo;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rdo;,对吕撰通史却青眼有加,赞曰:&ldo;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rdo;。

前後矛盾如此。

然则,到底是顾氏的&ldo;常识&rdo;毫不可据,还是吕氏天资特出,不必遵循&ldo;常识&rdo;?这个是非,不可遽定,勉强要找个说法,则须简介吕氏与&ldo;古史辨派&rdo;(以顾颉刚为代表)、&ldo;史料学派&rdo;(以傅斯年为代表)在治学上的异同,看能否理出一点头绪。

其所同者,在于三人都强调&ldo;用新方法(或曰科学方法)整理国故&rdo;,虽为史家,却不以史学自拘,而不惮鉴用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乃至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顾颉刚用神话学、民俗学的方法研究上古史,早成佳话;傅斯年倡言&ldo;我们不是读书人&rdo;,而应&ldo;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rdo;,以为考古学、语言学张目;吕思勉亦尝曰&ldo;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rdo;,&ldo;主张中学以下的历史,改授社会学,而以历史为其注脚,到大学以上再行讲授历史&rdo;;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他即&ldo;略有接触&rdo;,1929年撰成《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以&ldo;阶级&rdo;概念阐释古史,新义纷呈,不仅独步当时,即在时移境变的今日再读,亦饶趣味。

其所异者:顾、傅二人主张较为接近,皆崇尚仄而深的专门研究,注重新史料的运用。

吕思勉则追求博通周赡的境界,取材多根于正史,并不刻意征引冷僻史料。

自其同者视之,三人都投身于上法乾嘉、旁绍欧陆的&ldo;新史学&rdo;大潮,皆已超越&ldo;相斫书&rdo;、&ldo;帝王家谱&rdo;式的旧史学;自其异者视之,则顾、傅稍嫌沉迷于历史研究的过程(史料与考据),不免忽略了史学不仅考据、史学不是史料的&ldo;常识&rdo;。

与二者相较,吕思勉绝非不善考据者,他甚至算得上考据&ldo;发烧友&rdo;,但是,他却认识到:&ldo;今人之屑屑考证,非顾先生(炎武)不能为,乃顾先生所不欲为也。

今人自诩搜辑精博,殊不知此等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复弃之者多矣&rdo;(《自述》)。

顾炎武是考据大家,但他的学问决非考据二字可以限量,他所注意者,在古今学术、制度的迁变转移,以及经世济用诸种大计。

吕思勉一生服膺顾炎武,且尝认真考虑过加入政界(作官或作政客)的可能性(1911年),此後虽下定决心做学问,仍&ldo;好从发展上推求政治利弊之所以然&rdo;,故不以&ldo;屑屑考证&rdo;为苟安,亦不以&ldo;搜辑精博&rdo;自喜。

吕思勉第一次将二十四史通读一过,在1908年;开始撰写《白话本国史》,在1920年。

其间相距十二年。

似可设想,此时虽无他人&ldo;分工合作&rdo;业已成型的&ldo;完美的断代史&rdo;,吕思勉的胸中却早有了自己的&ldo;断代史&rdo;,作为撰述通史的基础。

就此而言,吕思勉并未违背顾颉刚设定的标准。

进而言之,十馀年後,吕思勉开始写作断代史,同时,再写了一部《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4年),似更证明了顾氏&ldo;常识&rdo;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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