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年里，我的心镜照出来的仿佛是我的新生。

1930年夏天，我们高中一级的学生毕了业。

几十个举子联合&ldo;进京赶考&rdo;。

当时北京的大学五花八门，国立、私立、教会立，纷然杂陈。

水平极端参差不齐，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

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样，是北大与清华，两个&ldo;国立&rdo;大学。

因此，全国所有的赶考的举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

这两所大学就仿佛变成了龙门，门槛高得可怕。

往往几十人中录取一个。

被录取的金榜题名，鲤鱼变成了龙。

我来投考的那一天，有一个山东老乡已经报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孙山。

这一年又同我们报考，也就是第六次，结果仍然榜上无名。

他神经失常，一个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带漫游了7天，才清醒过来。

他从此断了大学梦，回到了山东老家，后不知所终。

我当然也报了北大与清华。

同别的高中同学不同的是，我只报这两个学校，仿佛极有信心‐‐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样多，几乎是本能地这样干了‐‐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报到七八所之多。

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成千，从小学一直考到获得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

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

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

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

当时&ldo;留学热&rdo;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

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

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

&ldo;吾从众&rdo;，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

在旧中国，清华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

主要原因是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也多用外语（实际上就是英语）授课。

这一点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夷考其实，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

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没有哪一门课我感到满意。

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

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ldo;佛经翻译文学&rdo;，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ldo;文艺心理学&rdo;，就是美学。

在本系中国教授中，叶公超先生教我们大一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