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史官记录这段史实时，在诸侯的称呼上就依公侯原本身份来，而不像对宋公那段一样以“宋人”

相称。

这个阅读理解做不到位，写桓公的那两扇议论里就有一半要跑偏了。

《春秋》虽是史书，但孔子编《春秋》时，“笔则笔，削则削”

，成书后存留的史料都是为了体现“尊王道、讨不臣”

这个思想的。

所以作文的时候不光要斥住宋、齐两国诸侯之罪，还须要结合左传内容，褒扬一下齐桓公在讨伐楚国中表现出的尊王的态度——

宋时写文写多了，思考速度极快，脑中想着后面的，笔下先依承题发挥，作出起讲：周以天子一人莅万邦，以万邦而奉天子，征伐只能操于天子之手，岂有诸侯自己率兵讨伐同为天子诸侯之国的？岂有诸侯之长不受天子明命，以霸主身份驱役各国兵力的？

发凡之后，便按原题中宋、齐两国之事，分四扇八股论句激情评论：

先斥宋桓公威福自便，不受命而伐郳之罪，指出其应当承先公之命而尊王室、守臣节；后斥齐桓公为成就霸图，擅天子之权，节制诸侯伐讨伐外夷之地的楚国。

写到文章结穴——也就是八比中最后的束二比时，还得特别赞扬一下齐恒公关心王室祭祀，是一片拳拳尊王之心。

文末大结仍是呼应开头，点出春秋大义——也就是尊王。

若诸侯都能尊王令，征伐皆自天子一人出，天下自然大定。

明尊王、讨不臣之义，使后世乱臣贼子不得不有所畏惧。

“此《春秋》所以经世也。”

他写到这一句时，也从胸中轻轻吐了口气。

不是因为文章写完了而松一口气，而是因为他写这篇文章时，思路不由自主地偏向了新从晋江网下载的明清《春秋》学理论。

郑朝学术延续宋朝，《春秋》重《胡氏传》，而胡安国是二程门下私淑弟子，胡传中常以义理解《春秋》，尊王攘夷的思想极为强烈，而且特别重视以“天理人欲”

解释文中写法、称呼的细微差别。

而在他那个世界，到明朝后期，学者渐渐感觉到《胡氏传》对思想的束缚，以及义理解经中强辞夺理的地方，开始回头研究汉代经学，重视考据而轻义理。

发展到清朝，就基本抛弃宋代的义理解释，兴起注重考证的朴学。

他看了两篇明清《春秋》学论文，就已经不自觉受了诱导，这篇文章里竟没提一笔“宋人”

与“桓公”

这两个称呼背后所藏的天理，写到齐伐楚也没提一笔胡氏最爱论的“攘夷”

。

偏偏他写完也不后悔，再看几遍这篇只列举经传内容为论据、半点不涉及理学的文章，都觉着不能删改。

说是一字不易也太夸张，可这篇文章里实在没有容得下“天理人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