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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2页）

不知是洋酒洋烟起了作用，还是何鸿的出色口才征服了日军舰长，舰长下令停止审问和搜查。

何鸿顺利地把两船货物和旅客带回了澳门港。

联昌的老板设宴款待何鸿，祝贺他为联昌立了大功。

好些年后，何鸿自豪地说：“我是为抗日立了大功。”

此话怎讲呢？原来，被扣押的货船上有一名特殊的旅客，他就是后来成为港澳名人的爱国人士梁昌。

梁昌当时是英国的一名情报人员，为当时的香港大学副校长、英军远东情报机构主管赖廉士工作，专门搜集和传递有关日军在省港澳的情报。

因为客运班船驶离香港码头，驻港日军和汉奸可能搜查部分旅客，航抵澳门码头后，也有可能被日本特务盯上。

联昌公司有日本背景，一向在港澳畅通无阻，所以梁昌就搭上联昌的顺风船赴澳，没想到这次偏偏遇到了大麻烦。

梁昌后来告诉何鸿，说何鸿再晚来一刻，他就要出事了。

日本海军先把旅客扣下，限制自由，然后一个挨一个搜身审问。

他那天身上正藏有情报，若搜到他身上，他必死无疑。

是何鸿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

二战结束后，梁昌荣获英皇荣誉勋章。

梁昌后来经商，出任澳门电灯公司董事、澳门自来水公司董事、澳门中华总商会常务理事、澳门佛山轮船公司总经理。

何鸿在联昌赫赫业绩，为他赢得了名声和金钱。

1943年，联昌给他的分红达100万港元。

百万富翁，按照当时的财富标准，已经进入巨富阶层。

何鸿才22岁，是港澳最年轻的大富豪。

何鸿昔日的亲戚朋友对他刮目相看了。

何鸿说：“只一二年，我就赚了许多前辈商人一生都赚不到的钱。

百万身家，在当时的人听来如天文数字，可我的钱来之不易，我是用命换来的。”

何鸿说这话，既有自豪，也有无奈。

在澳门商界风生水起

何鸿成了大富豪，就不想做玩脑袋的押船生意。

当时，何鸿在香港的母亲和弟妹，都被何鸿接来澳门居住。

他们都极力反对何鸿押船。

尤其是何鸿太太，更是担惊受怕。

正巧，联昌的中方代表梁基浩出任澳门政府的贸易局局长，何鸿便离开联昌，到贸易局任供应部主管，贸易局会计部主管则是何贤。

提起何贤，如今年轻一代读者恐怕十分陌生。

那么提起何厚铧的名字大家不会不知道，何厚铧是首任澳门最高行政长官，何贤就是何厚铧的父亲。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何贤的名气与何厚铧一样响亮，他是中葡澳三方政府公认的澳门华人领袖，有“澳门王”

之称。

何贤是广东番禺人，13岁就离家在广州、顺德一带做生意。

广州沦陷后，何贤来到澳门，经营银号，该银号在战后发展为澳门著名的华资银行。

梁基浩做上贸易局局长，就把澳门的商界精英物色到他手下做事。

何鸿与何贤，不仅是同事，还是一对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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