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点特别的〉。

我们添上这么一幅图画，绍兴之为酒廊，与鲁迅笔下所写的酒乡背景，可以看得十分真切了。

绍兴说吃酒，几乎全是黄酒，吃的人起码两浅碗，即是一提;若是上酒店去只吃一碗，那便不大够资格;实际上大众也都有相当的酒量，平常少吃还是为了经济关系，大抵至少吃上两碗是不成问题的。

在绍兴吃老酒，用的器具与别处不大一样，它不像北京那么用瓷茶壶和盅子，店里用以烫酒的都是一种马口铁制的圆筒，口边再大一圈，形似倒写的凸字，不过上下部当是一与三的比例。

这名字叫作窜筒，读如生窜面的&ot;窜&ot;，却是平声。

一窜筒称作一提，倒出来是两浅碗，这是一种特别的碗，脚高而碗浅，大概是古代的盏的遗

制吧!

我和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他也曾在我家中喝过酒，我知道他会喝酒;他的酒量究竟多少，我可不十分清楚。

据周启明说:鲁迅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有朋友对谈的时候，例如在乡下办师范学堂那时，与范爱农对酌。

他在《在酒楼上》，写他自己上了一石居，叫堂倌来&ot;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ot;!大概是他自己的酒量了。

范爱农比他喝得多，要喝两斤多。

三他的童年

鲁迅的自叙传中，开头有那么几句简单的话：&ot;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

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一年多，死去了。

&ot;1这几句话，以往替他作传的，都不曾说得很切实，直到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出来，才把影响鲁迅幼年生活的几件大事交待清楚了。

他们的祖父，介孚公，光绪辛未，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来改放

外官，选了江西金谿县，又同抚台闹了别扭，又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一直做京官，到了癸巳年丁忧，才告假回家。

这一年，他却出了大乱子。

那年乡试，浙江的主考是殷如璋和周锡恩，大概是六七月中，介孚公跑往苏州去拜访他们，因为都是什么同年，却为几个亲戚朋友去通关节，随即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

那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名叫徐福，因为学会打千请安，口说大人小的，以当&ot;二爷&ot;为职业，被雇带到苏

州去办事。

据说那时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人收到了信，不即拆看，先搁下了，打发送信的回去;那二爷嚷了起来，说里边有钱，怎么不给收条，这事便发觉了，送到江苏巡抚那里，交苏州府办理。

介孚公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移到杭州，住在司狱司里，一直监候了七年，到了辛丑一月，依照庚子

年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准许释放，才得出狱回家。

这便是鲁迅所说鲁的那场大变故。

科举时代，&ot;通关节&ot;是件大事，虽说贿赂公行，但若&ot;通关节&ot;被发觉，那是要兴大狱的。

他们的介孚公，囚系在杭州，年年有处死的可能;传到了秋决时期，他们家中就得花一大笔钱到京中去向刑部设法，这样一年一

年拖下来，监候了七年，就把他们那一点财产完全花光了。

他们的&ot;介孚公&ot;，才学是不错的，恃才而傲，一肚子不合时宜，外放和居

京，都不很得意，因此，牢骚甚多，时常骂人。

周作人曾经这么说过：

介孚公爱骂人，自然是家里的人最感痛苦，虽然一般人听了也不愉快，因为不但骂的话没有什么好听，有时话里也会有刺，听的人疑心是在

指桑骂槐，那就更有点难受了。

他的骂人是自昏太后呆皇帝直至不成材的子侄辈五十、四七，似乎很特别，但我推想也可能是师爷学风的馀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