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脑子里，好像什么都装不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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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日依在沙发上昏睡，任门户大开。

到现在，妈那昏睡的样子还时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特别是那一天，我走进她的房间，见她睡得简直昏天黑地。

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干这干那，她不曾感到丝毫的干扰。

她那毛发日渐稀疏的头（妈的头发本来就少，但是不秃），枕在沙发的扶手上。

那张沙发是我们经济上刚刚翻身的时候买的，式样老了一点，扶手比较高，所以她的脖子窝着，下巴自然待在了颈窝上。

嘴巴被柱在颈窝上的下巴挤得瘪瘪地歪吊着，气也透不畅快地呼呼有声。

全身差不多摊放在沙发上。

好像那不是一个有生命的躯体，而是没有生命的血肉。

她不再关心锁没锁门，会不会丢东西；不再像过去那样，不管谁、哪怕是我进门，也要如临大敌地问一声：“谁？！”

就是跟我到了美国，住在我任教那个大学区最安全的教职员公寓里，对公寓里其他人出入不锁门的现象，她也总是放心不下，多次让我提醒他们注意锁门。

我只是随口应承着，并没有认真去做。

她见没有成效，就‘提醒”

不止，弄急了我就会说：“锁门干什么，谁能来偷咱们或是抢咱们呢？咱们有钱吗？没有；公寓里的家具人家也不会要；咱们的衣服即便偷去也没法穿，尺寸不对；再说，咱们俩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对那些歹徒的胃口，您就放心吧。”

她一生处在无所依靠，不但无人保护、还要保护我的情况下，对门窗的严紧自然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

不过她在世的时候我并没有求其甚解，甚至觉得这种过度的谨慎纯属多余。

直到她过世以后，当我细细回顾她的一生的时候，才有些许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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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她平时赖以解闷的电视也不再吸引她了，虽然电视如她醒时那样总在开着。

也不再暗暗地为我关心天气预报，因为我和小阿姨每日要在先生和母亲两处交替地来回穿梭。

既然我已为他人之妇，就得谋为妇之政。

晚上过先生那边去给他做晚饭，以及克尽我其它的为妇之道。

一早再从先生那边过到母亲这边来，所谓的陪伴母亲、服侍母亲、给母亲做一顿中饭，外带在电脑上打字挣钱养家。

所以妈老是希望天气晴好，免得我这样蹿来蹿去地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被太阳晒着……提醒我及时地加减衣服。

妈去世后，再也没人为我听天气预报，让我注意加减衣服，或是出门带伞了。

所谓的陪伴母亲也是徒有其名。

满头大汗地进得门来，问一声安，和她同吃一个早餐之后，就得一头扎进电脑。

不扎进电脑怎么办？写作既是我之所爱，也是养家糊口的手段。

不知道为什么家庭负担那么重，常常觉得钱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