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受了格雷罗特会战结果的刺激，法军主力开始向侧翼退却，进入了梅斯城。

当时，普军第1和第2两个军团都已经打得精疲力竭，因而法军很容易溜脱。

可是，由于害怕普军第3军团截住退路，法军总司令巴曾决定在梅斯城进行固守。

这样一来，普军得以恢复力量，重新组织协同动作。

与此相反，法军则丧失了野战机会，无所作为地坐守孤城。

最后，麦克马洪终于想到要去救援梅斯城，但其动机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压力，而是受了敌人的引诱，因而他这次作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是处。

于是，普军第3军团获得了一个毫无阻碍地挺进巴黎的机会。

这是人们未曾料到的。

而对于麦克马洪的军队来说，这完全是一种突然出现的间接路线的威胁。

第3军团在前进过程中，急剧地改变了行动方向，由向西改而向北，绕过了麦克马洪军队的侧翼，前进到了他的后方。

这个机动使得法军终于被围，并被迫在色当宣布投降。

在这次战争的决定性阶段，作战行动的间接性，实际上要比表面显出来的还更多些。

可是，在1870年以后，正是由于许多纯属表面现象的分析，对历来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种影响对于历史上的下一个大规模战争，即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其作用是很明显的。

日俄战争

日本的战略，完全以其德国师傅为榜样，基本上是一种直接路线战略。

在日俄战争中，俄军在作战方面所依赖的，只是一条单一的西伯利亚铁路。

这对日军来说，当然要造成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

可是，日军对于这种有利的条件，在整个战争中却从来没有加以利用。

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支军队会象俄军那样，要利用这样长和这样窄的一个&ldo;通气管&rdo;来进行呼吸，而且因为这支军队的数量如此庞大，所以更使他们感到呼吸困难。

然而，日本战略家们所考虑的，就只是对俄军实施直接的进攻，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日军集团当时的集中程度，与1870年毛奇部队的集中程度比较，实有过之。

诚然，在进行辽阳会战之前，日军确曾企图进行某种机动，而在与俄军接触以后，又曾多次企图从翼侧迂回敌人。

这些迂回机动的线路，从地图上看似乎还比较深远，可是就其兵力大小的比例来说，实际上是非常狭窄的。

同时，日本人不象毛奇那样，手中有一个&ldo;自由&rdo;行动的军团，也没有一个象梅斯城那样的陷阱，在他们的敌人当中，更没有一个象麦克马洪那样自钻陷阱的人。

日本人曾经幻想着重复色当式的胜利，决心夺取旅顺，但却是自己去钻陷阱。

出此，他们进行了一连串长期流血的战斗，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后来，又在奉天（即今沈阳）进行一次毫无成效的会战，日军拼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因而曾打算同俄国人签订和约。

幸好俄国人对于这次战争也谈不到任何兴趣，而且俄国用以参战的兵力，也只不过它的全部兵力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