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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国琼在沪突然收到罗维东要和她离婚的一封信。
晴天霹雳,国琼悲伤沉默,仍然每天去校上课。
从此,每日深夜,我在二楼睡房总是听着她在三楼卧室,轻步踱来踱去。
日见消瘦,我很着急,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反映,并要求将国琼凋京工作,免其触景悲伤。
继后,由文化部夏衍老同意,国琼遂于1959年由沪调京,在中央音乐学院任一级教授。
当时正好我在北京,为她租了东城东总布胡同福建司营十九号,并亲自给她设计布置舒适的一间厢房来安慰她。
尽管对方催促,国琼坚决不离达三年有余。
后经众人相劝与校方同意,遂于1962年秋去香港,先行了解情况。
国琼在临走前一天下午,由学校回家,路经天安门时掉泪了,轻呼一声,祖国!
(她泪面告诉我)我听了心酸。
写此泪下!
国琼到港后,罗维东对待她除三餐外,不给一文。
罗总是早出晚归,母子俩不与国琼讲话,极其冷淡!
国琼冷静地观察,如此三年。
三年后的春节,有天,友人邀约她去解闷玩耍,她在麻雀牌桌旁,听得玩牌女人在谈论:罗工程师和某航空公司工作的女人……国琼惊讶万分。
次日她去劝阻航空小姐,对方不承认,罗维东则一口承认了。
最后决议双方分居,孩子属男方抚养(那时男方有钱了)。
当时国琼在菲侨桂华山老友执笔的分居单上签字后,昏倒了。
继后承桂华山好友接国琼住他家养息好久。
那时,她想回国,正逢国内“文化大革命”
。
她在港教授钢琴,工作了一个时期,名著港地。
但她既不习惯香港社会,又是触景生悲,不得已再去美国独自侨居至今。
曾得过乳癌开刀治愈。
当她到美国后,小华由港去美国念书,母女重见互爱互敬。
现在小华夫妇俩对其母很是敬爱。
国球逃回国后经吴克坚同志安排(当时吴克坚同志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编译组担任英文法律翻译。
1955年肃反运动中,主持运动的工作人员硬说她是美国国务院特务,把她关押在工作处,日夜用逼、供、信的方法审问达两月之久。
我觉得时间太长,怕她经受不起,遂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同志通了电话。
徐冰同志立刻去电话吩咐她单位即速释放,对方不理,继由彭真秘书长电话催放,五天后国璋回家,如呆子一言不语。
我问她查问些什么?她说:“关照不要说的。”
我说:“我是国家干部,应该协助弄清楚,你别怕,说吧。”
她说:
“我在美国纽约读书时,当时国内与美国汇款已中断,家中不能兑款,我的生活费是靠半工半读,加上联合国给的补助费每月美金一百元。
这钱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可领取,通过在读学校发给学生的,完全是无条件的对留学生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