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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心里真是有些别扭。
荣德生办公室很阔气,红木家具、地毯、一个大红木办公桌横斜向门放着……
荣德生约五十岁左右,身材中等以上,看上去很健康,态度从容,说话慢吞吞的。
他看过戴季陶的介绍信和纱管样品后说:“虽然是小型工厂出品,东西做得的确不错。”
在这一刹那间我突然感到无限的光芒呈现在面前,觉得工厂从此有了前途,心里真是难以形容的高兴。
但他又接着说:“你把样品留在这里,等我们考虑后,写信告诉你。”
从他的态度、语气间,我觉察到是不会向我厂订货的。
又顿时感到无比的失望,几乎流出眼泪,没有和他打招呼拿了皮包转身就走了。
为了充实资本,图谋发展,我邀请某银行投资或者把厂作抵押贷款。
但那时候上海女子创办工厂独我一个,人们对女子办工厂很不信任。
该行负责人在参观群益,盘问一番后,终于遭到了他们的白眼。
这件事本来是自讨没趣,银行家怎么会来帮助我这样的女子和这样的小工厂呢。
戴季陶诚心助我未成,我仍然感谢他的。
这里顺便写几句有关戴季陶事。
戴季陶有学问,学者修养颇深,信佛教,可惜在政治上陷入歧途。
据闻当年他在印度、缅甸讲学受到甘地、泰戈尔等人的礼遇。
由印度回国后住四川成都枣子巷老家。
当时他的生活一切费用均由向育仁(名传义)军长负责办理照顾。
1949年2月11日,解放军南下后,他不愿去台湾,在广州自杀身亡。
去菲律宾招股办厂后,我带着孩子们与双亲分开,另租法租界麦色尔蒂罗路(现名兴安路)三德坊两间亭子间住下。
二房东福建人庄希泉,进步人士。
身材中上,相貌端正,口才好,性格豪放,为人极其正直、热情、讲义气。
他喜欢喝啤酒、游泳。
他和夫人余佩皋在上海主办曙光公学校。
同住房客有两位福建人张殊明、张昭明,协助他办曙光公学(张昭明是中共党员)。
还有张殊明的胞弟张楚琨,中等身材,长相英俊,皮肤白白,双目炯炯,嗓音清脆,话不多(为革命写文章、做侨务工作,解放后任厦门市长、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为人热诚,重情义,当时他住别处,常来探望哥哥和我们。
我和孩子们都称他小张先生。
我们很亲切地交往,现在已是全家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移住在这里觉得很愉快,白天去厂里办公,晚上回来得早的话,大家谈论时事和革命理论。
张昭明因政治活动受到当局威胁,在政治和生活上都难以立足于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