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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雇了一部差头，座位很小，两人被迫亲密无间。

他觉得话可以在这时候开始。

这时候开始最漫不经心，因此不会把婉喻吓着。

他刚要开口，把话头往那边牵，婉喻却说：“你怎么待我这么好？”

焉识吞了一口空气，连同那个开场白。

天下真有这么容易知足的女人。

婉喻化了淡妆，话比平常多，委婉地暗示他：若不是恩娘去世，焉识不会单独陪她出来做这些女人家的事情。

都是恩娘的不是，焉识才跟她一样吃苦，在同一个房顶下做梁山伯、祝英台。

婉喻的美好误解使焉识本来就不足的诚实更加短缺。

一连几天，他都在想，也许弟弟对他的性格诊断是误诊，他足够无耻厚颜，可以和心理障碍共存，在婚姻中蒙混到底。

也许这诊断是彻头彻尾的谬误，他压根就没有心理障碍：为了把一场无爱的婚姻混到底，他必须在外浪荡，以此来平衡自己。

弟弟陆焉得带走了焉识的大女儿丹琼，留下了大儿子皮埃尔。

正如丹琼厌恶自己种族的发源地一样，皮埃尔对一切中国的东西都充满眷恋和梦幻。

焉得把丹琼带到比利时不久，丹琼考取了牛津大学文学院，而留在上海的皮埃尔考取了同济大学建筑系。

一天，焉识跟学校里的高中学生和一些老师参加反饥饿示威游行，看到皮埃尔在另一个游行队伍里，拿着照相机东照西照。

他把皮埃尔拉出示威队伍，很火地警告他，假如他留在上海就为了干这个，做大伯的他会立刻送他回比利时。

皮埃尔说没关系的，他的父母都知道他同情共产主义；他们家里一切都是公开的，自由的。

说完他跟大伯伯扬扬手，跟着队伍跑了。

晚上皮埃尔一脸血地回到家，护送人竟然是大卫·韦。

皮埃尔还是乐呵呵的，荒腔走板地跟着大卫唱国际歌。

婉喻给皮埃尔上药水的时候，大卫指着皮埃尔说：“你有个好侄子！

是我们的人！

有理想！

不像阁下你！”

当天晚上，焉识到邮局给弟弟拍了个电报，告诉弟弟立刻命令皮埃尔回比利时。

电报上他不便说理由，只说上海太乱，怕孩子出危险。

第二天，弟弟从比利时打电报来，叫皮埃尔立刻搭船或火车——取决于哪个更快——回欧洲去。

皮埃尔一看电报就明白是大伯伯出卖了他。

他拿出西方青年的腔调，一会儿法文一会儿英文，独立啊自由啊，辩论得焉识插不上嘴。

十九岁的他难道不能呆在他想呆的地方，结交他想结交的人，从事他想从事的活动吗？对于皮埃尔，上海正发生的就是他理想的实现。

他说如果大伯伯不欢迎他住在家里，他可以搬出去住。

焉识问他是不是大卫·韦欢迎他，他给了焉识倔犟反叛的一眼，没有回答。

第二天早晨，婉喻发现皮埃尔不见了，冯子烨也不见了。

焉识判断表兄弟俩又卷到什么请愿运动里去了。

焉识去学校上班的路上，看到昨天警察的消防水龙头喷射的水在一些地势低的马路边沿积存着，上面漂了一些撕碎的纸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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