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叫苏凯文，是当年共产党情报部门驻上海的负责人之一。

不知道为什么，信发出去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回信，直到夏天来临，信却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

这一年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

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ldo;下台&rdo;。

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

6月10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反右斗争的情况：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要看当地情况决定……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

陈思稻后来得知，苏凯文在这次运动中出了大丑，他丢人现眼地被群众押到街头，罪名是他为右派分子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污蔑共产党不讲究实事求是。

几个月后，苏凯文死于浙江省地方国营漓渚铁矿（内称浙江省公安厅第三劳动改造管教支队）。

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主席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首批特赦释放国内战犯33名。

这提醒了陈思稻，他利用工作之便，查阅了大量过去被国民党政府关押、现在仍然在押的在汪伪政府担任过伪职的罪犯材料，期望从中能查阅到一点有关姐姐的消息。

有一个女罪犯引起他的注意，她叫林丽博，1934年至1945年在上海龙华监狱担任看守，残酷迫害过抗日志士，1946年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18年有期徒刑，现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陈思稻来到上海，找到有关部门，见到了这个已满60岁的老罪犯。

她身体羸弱，几乎奄奄一息，她告诉陈思稻，当时是有一个涉及&ldo;南京典礼&rdo;枪击案的女孩关押在龙华，但她忘记了那个女孩是不是叫简晗。

她还说，枪决那个女孩后，法医发现女孩的膝盖处埋藏着一个隐秘的逃生工具，是一把手铐钥匙。

看得出来，多年前它就被植入肌体，自然形成一个囊袋，在皮肤下隐藏着。

押解她从南京回到上海的几个狱警都是男人，她有机会借上厕所之际，用牙齿咬破囊袋，打开手铐逃生。

但是她没有这么做……

林丽博在说完上述这番话后的第二天，死于心脏病发作。

1966年&ldo;文革&rdo;爆发，陈思稻在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ldo;为国民党特务翻案&rdo;&ldo;妄图投靠苏修&rdo;。

随后，他被红卫兵批斗，游街示众，就像她母亲李柔当年在成都市游街一样。

不同的是，他比母亲幸运，只在昌平太平庄农场劳改了12年，1978年获得释放。

1979年春天，肖菲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控诉她在&ldo;文革&rdo;期间怎样被人诬陷成揭发丈夫的元凶。

在这篇回忆文章里，她披露了陈思稻受迫害的整个过程。

他被残酷批斗，挂着黑牌游街，行程几十里，捆绑、罚跪、拳打、脚踢……最耸人听闻的刑罚是&ldo;吊半边猪&rdo;，用麻绳拴住她丈夫的一个右手大姆指和一个左脚大脚趾，然后在屋梁上悬空吊起来。

一个脚趾头和一个手指头不但要承担全身一百多斤的重量，还要往身上加砖，从一块加到三块，又从三块加到六块。

很快，他的手指断了，人重重摔在地，昏死过去……

平反后的陈思稻已年满58岁，患有各种疾病，长期卧在病榻上。

从1979年到1989年病逝这十年间，他仍然想帮助姐姐找到她应得的荣誉，他写了大量材料，从革命前辈苏凯文的回忆，到当年女看守的证词，一一提交给上级，但都杳无回音，因为没有任何人能佐证他的正确。

病逝的前一天晚上，他拉着妻子肖菲的手说：&ldo;我这辈子很平凡，只是一个普通的翻译，没有为共产党干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但我母亲干了，我姐姐也干了，我为她们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

我本来想，在我有生之年能帮助姐姐获得她应有的荣誉，就像我母亲那样，让人民记住她，让后代多一个祭拜英雄的理由。

看来太难了，历史的长河总要过滤掉一些不起眼的沙子，我姐姐就是一颗小小的沙粒，我想让她变成金子发光，但是不行，她埋得太深了，我根本找不到她。

像我姐姐这样的人，又何止一个呢？唉，现在真想她，想我10岁的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这几天我好像看到她了，她还是那个样子，漂亮，干净，梳着两只朝天的小鬏鬏，而我呢，也还是那时候的样子，瘦弱的小腿根本支撑不住身子，跟在姐姐和薛妈后面到提督街菜市捡别人丢下的菜叶子。

对了，薛妈要被母亲辞退的那天，我和姐姐还抱着薛妈的大腿哭着喊着不让她走呢！

还有薛妈的歌谣，一边唱一边做手指游戏，每次我做得都比姐姐好，我的手指比她灵巧，做成圈，撮在一起，穿来穿去，来回翻飞，弄得她眼花缭乱的。

王婆婆，在卖茶，三个观音来吃茶。

后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

王婆婆，骂一骂，隔壁子么姑说闲话。

好听吧？&rdo;

病魔把他折磨得没有力气说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