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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伟大的作家都需要伟大的读者，鲁迅拥有一个强大的让者毛泽东，这可能是鲁迅的幸运，也可能是鲁迅的不幸。

文革时期的“鲁迅”

，从一个作家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时髦的政治词汇之后，他深刻和妙趣横生的作品也被教条主义的阅读所淹没。

在那个时代里，人人张口闭口都是“鲁迅先生说”

，其亲热的语气好像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和鲁迅沾亲带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理解鲁迅。

因此，文革时期的鲁迅虽然名声达到顶峰，可是真正的读者却寥寥无几，“鲁迅先生说”

只是一个时代在起閧而已。

文革之后，鲁迅不再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他回归于一个作家，也就回归于争议之中。

很多人继续推崇鲁迅，不少人开始贬低和攻击鲁迅。

与鲁迅在世时遭受的攻击有所不同，现在的攻击里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乐道于隐私中的鲁迅，捕风捉影地研究起了与鲁迅恋爱有关的四个女人；还有的人干脆臆想起来：鲁迅的床上功夫十分糟糕；鲁迅的性心理十分变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鲁迅的商业价值也被不断地开发出来，鲁迅笔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纷纷用作餐饮业和旅游业，甚至ktv和夜总会里都有鲁迅笔下地名命名的包厢，官员和商人搂着小姐在这样的包厢里歌舞升平。

还有人直接拿鲁迅本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武汉有一家专卖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门口耸立起鲁迅叫卖臭豆腐的广告牌。

广告上用的是一张鲁迅抽烟的经典照片，只是将鲁迅手上的香烟换成了一串臭豆腐。

这家小店的老阅骄傲地声称：他们是鲁迅先生的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制作这样的广告是现在中国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应来招揽生意。

“鲁迅”

在中国的命运，从一个作家的命运到一个词汇的命运，再从一个词汇的命运回到一个作家的命运，其实也折射出中国的命运。

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可以在“鲁迅”

里一叶见秋。

我在奥斯陆大学继续讲述我和鲁迅的故事。

我告诉挪威的听众，我曾经无知地认为鲁迅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他显赫的名声只是政治的产物。

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国南方一个县城的文化馆工作。

当时我已经从事写作，我办公室外面的过厅里有一张大桌子，桌下地上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

这些曾经是圣书的著作，时过境迁之后像废纸一样堆在一起，上面落满了灰尘。

鲁迅的著作堆在最外面，我进出办公室的时候，双脚时常会碰到它们，我低头看看在地上灰溜溜的鲁迅著作，不由幸灾乐祸，心想这家伙终于过时了。

有一次我经过时，不小心被地上的鲁迅著作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在地，我骂了一声：

“他妈的，都过时了，还要出来捉弄人。”

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刚好高中毕业。

此后的十多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可是没有读过鲁迅作品中的一个字。

后来我自己成为了一名作家，中国的批评家认为我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我心里十分不悦，觉得他们是在眨低我的写作。

时光来到了一九九六年，一个机会让我重让了鲁迅的作品。

一位导演打算将鲁迅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请我为他策划一下如何改编，他会付给我一笔数目不错的策划费，当时我刚好缺钱，就一口答应下来。

然后我发现自己的书架上没有一册鲁迅的著作，只好去书店买来《鲁迅小说集》。

一当天晚上开始在灯下阅让这些我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

读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我曾经谱写成歌曲的《狂人日记》，可是我完全忘记了里面的内容，小说开篇写到那个狂人感觉整个世界失常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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