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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时候拚命挣扎起来，大声喊叫：

“我现在不疼啦！”

我希望他们会放弃已经准备就绪的手术，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理睬我。

我继续喊叫：

“我要回家！

让我回家！”

那时候我母亲是手术室的护士长，我记得她将一块布盖在了我的脸上，在我嘴的地方有一个口子，我就在这个口子里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声，表明我拒绝手术的决心。

我的手脚被绑住了，只好扭动身体来加强自己的反抗。

我听到母亲的声音，她让我不要喊叫；她警告我，如果我继续喊叫，我可能会噎死的。

我吓了一跳，不明白为什么喊叫会噎死？就在我停止喊叫，思考这个复杂的问题时，发苦的麻醉粉末倒进了我的嘴里，没过多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睡在家里的床上了，我感到哥哥的头钻进了我的被窝，又立刻缩了出去，连声喊叫着：

“他放屁啦，臭死啦。”

然后我看到父母站在床前，他们因为我哥哥刚才的喊叫而笑了起来。

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而且当我还没有从麻醉里醒来时，我就已经放屁了，这意味着手术很成功，我很快就会康复。

多年以后，我曾经询问过父亲，他当时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是不是应该切掉？我父亲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应该切掉。”

我关心自己的阑尾当时是不是真的发炎了？父亲用模棱两可的语气回答：“好像有一点红肿。”

我心想“好像有一点红肿”

是什么意思？尽管父亲承认这“好像有一点红肿”

就是不吃药也没有关系，可是他坚持认为手术是最为正确的方案。

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来说，不仅是“好像有一点红肿”

的阑尾应该切掉，就是完全健康的阑尾也不应该保留。

我曾经相信父亲的话，不过现在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样了，我认为这是自食其果。

我本来是想忽悠父亲，结果却是忽悠自己去挨了一刀。

后记

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我获得了第一份工作，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缜上成为了一名牙医。

由于我是医院里最年轻的，除了拔牙，还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就是每年的夏天戴着草帽背着药箱，游走在小镇的工厂和幼儿园之间，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

我需要解释一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贫穷，可是仍然建立起了一个强大一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免费给人民接种疫苗和打防疫针。

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当时还没有一次性的针头和针筒，由于物质上的贫乏，针头和针筒只能反复使用，消毒也是极其简陋，将用过的针头和针筒清洗干净后，分别用纱布包好，放进几个铝制饭盒，再放进一口大锅，里面灌上水，放在煤球炉的炉火上面，像是蒸馒头似的蒸上两个小时。

因为针头反复使用，差不多每个针头上都有倒勾，打防疫针时扎进胳膊，拔出来时就会勾出一小粒肉来。

我第一天做这样的工作，先去了工厂，工人们卷起袖管排好队，挨个上来伸出胳膊让我扎针，又挨个被针头勾出一小一血的肉。

工人们可以忍受疼痛，他们咬紧牙关，最多也就是呻吟两声。

我没有在意他们的疼痛，心想所有的针头都是有倒勾的，而且这些倒勾以前就有了，工人们每年都要接受有倒勾的防疫针，应该习惯了。

可是第二天到了幼儿园，给三岁到六岁的孩子们打防疫针时，情景完全不一样，孩子们哭成一片，由于皮肉的娇嫩，勾出来的肉粒也比工人的肉粒大，出血也多。

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所有的孩子都是放声大哭，而且还没有打防疫针孩子的哭声，比打了防疫针孩子的哭声还要响亮。

我当时的感受是：孩子们眼睛见到的疼痛更甚于自身经历的疼痛，这是因为对疼痛的恐惧比疼痛还要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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