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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懂个屁，你们只有升入中学以后，才知道什么是革命。”

我感到了自卑，此前我一直错误地以为自己置身于革命之中。

我是一个街头男孩，满街的红旗飘飘和满街的大字报是我的成长记忆，我观看了一次又一次的游行和武斗，也一次又一次地跟随着大人们的脚步去观看批斗大会。

那时候我最羡慕的是比我大十来岁的人，他们赶上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开始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连。

当时的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以互相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名义，长途跋涉四处串连。

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红卫兵接待站，负责接待串连的红卫兵。

接待站为红卫兵安排食宿，提供路费，还要为红卫兵解决所需物资和运送车辆。

我们小镇上的红卫兵，口袋里只有五角钱或者一元钱，拿着一纸盖上公章的串连介绍信，竟然跑遍了中国的柬南西北。

乘坐火车不要钱，夜宿旅店不要钱，连吃饭也不要钱。

后来，当他们讲述起自己红卫兵时代的串连往事时，个个眉飞色舞。

这也是我记忆里美好的夏季之夜。

他们中间的某一位，是我一个同学的哥哥，那时他已经去了农村插队落户，过着辛劳和艰苦的生活，每隔两个月步行五、六个小时，从他所在的村庄回到我们小镇，在家里住上几天以后，再步行五、六个小时回到他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的乡村小屋里。

他在夏天回来时，我们这些孩子的节日也就开始了。

夜晚乘凉时，他坐在藤椅里，架起二郎腿，手摇扇子，面对十多个满脸崇敬席地而坐的我们，他沉浸到美好的往事之中，讲述起了他们当年如何高举红旗，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排成一队威风凛凛地走出我们的小镇。

他们计划步行一千公里，前往毛泽柬的故乡湖南韶山朝拜；然后再步行一千公里，从湖南韶山前往毛泽柬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井冈山。

可是他们步行了一天就筋疲力尽，挥手拦下了一辆卡车，去了一百公里之外的上海，在上海游玩了十多天以后，又乘坐火车去了北京，在北京仍然是游玩，然后分成两队，一队乘坐火车去了青岛，一队南下到了武汉……就这样，他们的队伍愈分愈小，最后我同学的哥哥变成了一个人的队伍，他一个人去了广州，遇到了几个来自东北沈阳的红卫兵，结伴渡过琼州海峡去了海南岛……半年以后，这支串连队伍中的红卫兵们如同散兵游勇，一个一个从不同的地方陆续地回到了我们的小镇。

他们互相打听分别后各自的串连活动，发现没有一个人去过湖南韶山和江西井冈山。

他们去的全是大城市和著名的风景区，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完成了各自一生中最为漫长和尽兴的游山玩水之旅。

我同学哥哥的讲述来到最后时，总是重复那句感慨万分的话：“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尽收眼底啊！”

我们小镇上的老红卫兵们，那时候都被发配到了农村，正在经历艰难的岁月。

文化大革命早期的混乱动荡过去后，毛泽东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一九六六年以来，由于文革的动乱，中学和大学三年没有招生，致使全国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一千六百多万人等待升学或者就业。

这些毛泽东的红卫兵们在大规模的武斗和轴抄家行为里大显身手，已经习惯于打砸抢的生活方式，当社会相对稳定之后，中国的经济也来到了崩溃的边缘，无法提供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

一千六百万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一旦无所事事，就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毛泽东决定解决这个当时中国城镇社会的最大难题，他轻松地挥了一下手，说道：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然后，无数的中国家庭上演了无数的悲剧，他们的孩子背上简单的铺盖，在父母送别的眼泪里离乡背井奔赴边疆和农村，在中国最为贫困的地方扎下了根，开始了饥寒交迫和悲欢离合的人生之路。

我们小镇上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去了遥远的黑龙江，有的就在本地农村落户。

这些对前途悲观失望的老红卫兵，每次回到父母家中住上几天的时候，文革早期大串连的经历俨然是他们人生中最为美好的往事。

他们喜欢对我们这些小红卫兵讲述当年的精彩岁月，他们的讲述五彩缤纷，留在我记亿里最深刻的是他们对火车站的描述。

大串连时期的红卫兵挤满了中国大地上所有行驶中的火车，有些躺在座位底下，有些睡在上面的行李架上，还有更多的人在行驶的火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车厢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也无法上厕所。

于是当火车进站停下后，红卫兵们立刻从车门和车窗里纷纷拥挤出来，像是源源不断地挤出来的牙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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