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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红卫兵们跳下火车后，大模大样地解开裤子，在月台上随地大小便；女红卫兵们则是围成了一个又一个圆圈人墙，挨个轮流走到圆圈人墙中间蹲下来大小便，以防某些心怀鬼胎的男红卫兵偷看。

然后，男女红卫兵们重新从车门和车窗处挤进火车。

火车开走后，站台上臭气熏天，到处都是男女红卫兵留下的屎尿。

我同学的哥哥，因为热衷于讲述自己在文革早期的红卫兵串连经历，在我心目中曾经是革命的象征。

可是当他手中出现一根竹笛以后，不再讲述自己风光无限的串连了，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

他给我留下了这样的记忆：右手提着一只陈旧的帆布旅行袋，左手拿着一根竹笛，破旧的球鞋上满是泥土地走来，这是他从农村回到父母家中的情景。

当他住上几天返回农村时，仍然是相同的情景，只是那双破旧的球鞋上没有了泥土，母亲替他将球鞋清洗干净了。

他回到家中的几天里，总是坐在窗口，吹奏他的竹笛。

乐曲断断续续，都是当时革命歌曲的旋律，一可是这些革命旋律在他的笛声里没有了激昂的气势，似乎变成了靡靡之音。

没有吹奏竹笛的时候，他坐在窗口发呆。

有时候我们走到窗前和他说话，他的眼睛看着我们，却没有任何反应。

一个原来说话滔滔不绝的人，在农村插队几年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变得不爱说话了。

也许是笛声代替了他的说话，他的千言万语可能都在吹奏之中。

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走在自己居住的这条小巷时，只要听到竹笛响起，我就知道他回家了。

这是我们巷子里唯一的笛声，也是他生命存在的信号。

偶尔的时候，他会吹奏出货郎卖梨膏糖的笛声，让巷子里嘴馋的孩子们满头大汗地奔跑过来。

看到孩子们上当的表情，他会发出几声开心的大笑，随即又沦陷到沉默之中。

这个我小时候心目中的革命象征，在我们小学即将毕业的那一年死去了。

死去之前他回到了家中，这次他住了十几天，他不愿意回到乡下。

有几次我从他窗前经过时，听到他的父亲在里面大声斥骂他，骂他好吃懒做，因为他不肯回到乡下。

他声音软弱地申辩，说自己很累，没有力气下田地干农活。

他父亲的骂声更加响亮了，骂他懒得像是一个资产阶级。

我听到他父亲振振有词地说：“懒汉都觉得自己没有力气。”

他母亲觉得家里不能整天吵架，儿子也不能一直这么住下去，如果长期赖在城里不回乡下，会被别人认为有思想问题。

母亲好言好语地劝他回到乡下去，他同意了。

临走时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放进了他的口袋，这在当时可是昂贵的食物。

我看到了他的离去，他骨瘦如柴脸色发黄，右手提着那只破旧旅行袋，左手拿着那根竹笛，脚上还是那双破旧球鞋，他低头走去的样子有气无力。

我看到他哭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抬起拿着竹笛的左手，用袖口擦着眼泪。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行走在人世间。

几天以后，他在乡下昏迷了，被几个农民用门板抬进了我们的县医院，确诊为黄疸肝炎晚期，然后他死在了驶往上海的救护车里。

我的医生父亲告诉我，送到县医院时，他的肝脏已经缩得很小了，而且像石头一样坚硬。

他死去以后，我少年时期唯一的笛声也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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