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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一位女户主因为拒绝在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补偿的拆迁协议上签字，其房屋遭到地方政府的强行拆除。

推土机凿开大门后，开始凿击房屋的外墙，在部分墙壁开裂并倾斜之时，这位女户主喝下大半杯威士忌给自己壮胆，在丈夫的支持下，站在自己房屋四楼的阳台上，向下面的推土机和强拆人员扔汽油燃烧瓶，下面的强拆人员向楼上的她扔石头。

在抵抗了几个小时以后，她的四层楼房还是被推平了。

后来她和丈夫均被判妨害公务罪，她的丈夫获刑八个月。

成都一位名叫唐福珍的妇女，在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对抗强行拆除其房屋时，用点燃的汽油瓶砸向强拆人员，对抗了三个多小时后，她做出了极端举动，向自己身上倾倒了汽油，用打火机点燃，自焚身亡。

这起事件终于引发了中国媒体的地震，虽然当地政府对唐福珍自焚事件定义为暴力抗法，可是社会舆论站到了唐福珍这里。

人们开始质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里存在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五位教授以普通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査的建议书。

建议书指出：拆迁条例与宪法、物权法的规定存在抵触，立法机关应该对拆迁条例进行审査。

这些年来，强行拆迁事件引发的社会矛盾愈来愈普遍，社会冲突愈来愈激烈。

唐福珍自焚事件引爆了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不满情绪，在强大的舆论面前，国务院明确表示将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然而就当很多人以为暴力拆迁行为将会收敛之时，现实嘲笑了他们的天真。

就在全国兴论纷纷声援自焚而死的唐福珍之时，就在国务院轰示要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的不合理条款之后，暴力拆迁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在中国社会里反而愈演愈烈。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位妇女中午的时候上街买菜，当她提着一篮子菜回家时，发现自己的房屋被推土机推平了，家具和电器不知道被搬到哪里去了？这位妇女欲哭无泪，她的家人正在上班，还不知道家里的房子被推平了，她说：

“天寒地冻，我们晚上怎么过夜呢？”

更加离奇的是，某地方有四十多名公职人员，因为他们的亲戚拒绝强行拆迁，他们竟然受到了株连。

当地的一位区长在一次拆迁动员大会上，向下属各部门领导宣布：所有在拆迁的村庄有亲戚的公职人员，如果在元旦之前还不能“做通亲戚的工作”

，不能完成拆迁，将被开除公职。

而且村庄里的广播重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情景，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不停地滚动播放动员拆迁的通知。

政府透过广播警告村民：

“政府下了很大决心，这里的建设绝不因任何人的阻挠而停止。”

这些蜂拥而至的历史和现实让我想起了毛泽东的一段话。

毛泽东对革命一词有过脍炙人口的诠释，在文革时期我们人人可以倒背如流。

毛泽东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

一九七三年的春夏之交，几个即将小学毕业的男孩，上课时间溜出向阳小学，在阳光里走过一座刚刚竣工的水泥桥，到小河对岸去侦察一下海盐中学。

为了防止水泥干得太快会裂开，桥面上铺满了稻草编织的袋子，几个工人拖着橡胶水管正在往草袋子上浇水，让水透过草袋子均匀地渗透到水泥桥面上。

我和几个同学踩着湿漉漉的草袋子走过了新建的水泥桥。

我们满怀好奇之心，走向即将进入的中学。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什么是革命？

此刻的我们，经历了六年的文革岁月，亲眼目睹和亲耳听闻了不少革命事例，可是还没有亲身加入革命。

虽然我们经常说着毛泽东的话：“造反有理。”

可是造反有理一直停留在我们的口头上，还没有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中。

所以比我们大一、两岁，早我们一、两年升入中学的男孩们，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派头，他们以不屑的神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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