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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八年十一月，我的印度同行来到了北京。

我们有时坐在温暖的室内交谈，有时走在冬天的寒风里。

我们去了几家不同风味的餐馆吃饭，这位素食者离开北京之时夸奖我点菜的才华。

我告诉他：“我的才华很简单，就是将餐馆里所有的素食全点上”

。

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

感谢潘卡吉?米什拉，他在北京短暂的一周里，让我重温了自己的写作经历，给予了我“再活一次”

的生活。

“我的写作源远流长。”

我告诉潘卡吉?米什拉。

说这话时，我在心理上似乎垂垂老矣，因为当我回首最初的写作之时，彷佛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

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独特经历，我们只是花费了四十多年的岁月，就在同一个国度里，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寻找自己最初的写作，我的思绪在那些陈旧的作文簿上迅速掠过，停留在了当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面。

我觉得自己小学时的作文不值一提，因为这些作文只有一个读者，就是一位很瘦的语文老师。

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写作从大字报开始，这是我最初公开发表的作品。

文革时期人们热衷于写大字报，更甚于今天人们对于博客的热衷。

不同的是，当时的大字报千篇一律，基本上是《人民曰报》文章的抄袭版，革命的语言和空洞的口号充斥了全文，从头到尾喋喋不休；今天的博客可是千姿百态，自我吹嘘的、相互谩骂的、暴露隐私的、慷慨激昂的、无病呻吟的等等，还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等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文革时写大字报和今天写博客都是为了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

大字报曾经是我小学时最为害怕的，每天早晨背着书包上学时，我的眼睛就会紧张地扫描街道墙壁上最新的大字报，看看那些标题上有没有出现我父亲的名字。

我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共产党的小官员。

文革初期，我亲眼目睹了几个同学的官员父亲被打倒，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被当时的革命造反派揍得鼻青脸肿，胸前挂着大木牌，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整日手持扫帚，战战兢兢地清扫大街。

过路者随时可以对着他们踢上一脚，或者朝他们脸上吐去口水。

他们的孩子，我的这几个同学自然是唇亡齿寒，不断遭受其他同学的侮辱和歧视。

年幼的我忧心忡忡，担心父亲的厄运会突然出现，这也是我的厄运。

而且我父亲还有着地主家庭的历史，他家曾经拥有过两百多亩田地，是不折不扣的地主。

多亏了我祖父是一个二流子，不思进取，只知道吃喝玩乐，每年卖掉两三亩田地，供养自己好吃懒做的生活。

这个败家子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恰到好处地将两百多亩田地卖光了，他因此卖掉了自己的地主身分。

否则在全国解放后，他很难逃脱被枪毙的命运。

我的父亲因祸得福，甩掉了地主仔子的恶名。

当然，我和哥哥也是祖父二流子生涯的隔代受益者。

尽管如此，我父亲不光彩的家庭历史仍然在心理上折磨着我。

倒霉的事总是要出现的，有一天早晨，我和哥哥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在上学路上终于看见了我最为担心和害怕的大字报。

我父亲的名字赫然醒目地出现在标题上，而且拥有了“逃亡地主”

和“走资派”

两项罪名。

我小时候胆小怕事，当时我肯定是脸色惨白，我告诉哥哥，我不敢去学校了，我要回家躲上一阵子。

我哥哥一脸的满不在乎，他嘴里说着没有什么可怕的，大大咧咧地往学校的方向走去。

我哥哥的胆量只是让他走出了一百米左右，随即他就转身走回来了。

他一边向我走来，一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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