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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诗人李调元在《雨村词话》中说:“晏几道小山词似古乐府,余绝爱其《生查子》。
公自序云:‘《补亡》一篇,补乐府之亡也。
’可以当之。”
李调元是少有的真正读懂了小山词的人。
我爱小山词,也爱汉乐府,便是因为它们的自然本色,以及对爱情无休无止的咏叹。
李氏此论,恰恰揭示出了小山词与汉乐府之间在精神上的血脉联系。
其实,小山本人早就认为自己的词作是“乐府补亡”
。
这是一种自信的、骄傲的宣言。
其《小山词自序》云:“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叔原往昔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醒解愠,试续南部诸贤余绪,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
尝思感物之意,昔人所不遗,第于今无传尔。
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小山词》之创作宗旨,它阐明了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小山对小令这一文体的价值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把创作小令看作是“补乐府之亡”
。
当时,乐府诗歌已经成为正统文学之一部分,而小词尚“妾身不名”
。
但在小山心目中,乐府与小词一脉相承,它们的文学价值是并列的。
此种独特观点,在等级森严的文学世界里,具有某种颠覆性的力量。
此种超前意识,与小山同时代的大多数词人均不具备,他们仅仅把小词的写作当成业余调剂而已。
小山为词正本清源的论点,已经涉及到文学本体论的领域。
其次,小山对创作目的也有着明确体认。
虽然这些歌词不足以拯救“病世”
,甚至不能像解酒药一样让醉酒的人醒来,它们却可以起到“自娱”
的作用。
小山把小令作为一种抒写个体性灵的新式文体,以执著、认真、深切的态度投入到令词的创作之中,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学自觉”
。
小令不必载道,小令因而自由。
小令既是为自己而写,也是为爱人及知音而写,“坐中应有赏音人,试问回肠曾断未?”
因此,作者需要从爱人和知音那里获得反馈和共鸣。
小山在此两方面的认识及其在创作实践中的充分体现,都在词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乐府最初指的是掌管音乐的政府机构,早在先秦时代便已存在。
一九七七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编钟上,即铸有“乐府”
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