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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却不是人民写成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有时并不是历史本身。
真正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是读书人,但是很多读书人却往往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有学问算个什么?官大莫过于皇帝,而当皇帝也一直被那些吃政治饭的人看成是事业的顶峰。
但是,你看一看那些当皇帝的有多少是有学问的?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些人学问齐天,可是他们不是生活上穷困潦倒,就是政治上厄运重重;&ldo;文革&rdo;中的牛鬼蛇神,那一个不是有学问的人。
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
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却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政治学术环境。
学术必须远离政治,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
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太多的牵连,从吴晗到梁效,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了它的死亡。
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流派的存在。
文人的骨气,说到底是一个胆与识的问题,是舍身为国和顾虑为己的问题,又跟政治开明与否息息相关。
文人失去骨气是文人的悲哀,有骨气的文人为社会所不容则是社会的悲哀。
只有政府官员时刻受到社会的监督,政府官员不能用权力来决定文人的命运,文人自会抛弃卑下的一面,去追求崇高的一面,文人就不必依靠他人而靠自己努力来自立于社会。
反过来,还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来监督政府和官员,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治学与为官各有各的一套路数,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相去甚远。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
所以,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可兼得。
如果非要兼得,郭沫若和吴晗的悲剧就是榜样。
知识分子应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萨依德认为:&ldo;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问,而不是顾问的角色。
&rdo;质问与顾问,一字之差反映了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角色定位;由于这种定位的差别,导致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差异,以及他们思想、人格的落差。
质问,即知识分子始终以独立的人格、思想捍卫正义和公平,成为社会的良心。
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不附和任何现成的教条。
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一切,总以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去探求问题,发出呼唤,进而矫正社会弊端,促使社会进步。
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追求的是正义和公平、真相和真理。
顾问常常会导致知识分子弱化或者失去独立人格和思想,他们要兼顾某些社会集团或利益,依附性较大,常常充当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