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的欢乐和悲伤

◎文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知道台湾人所说的「五年级」、「六年级」是什么意思。

我也好晚才明白，出生于公元一九五三年，即民国四十二年的我，和龙应台同为「四年级生」。

许多年，同代人互不相干。

民国五十二年，龙应台是屏东乡下的小学生，在渔村可以望见大海。

海那边，有个小岛叫南麂。

一九六三年，岛上有一名暑期前来看望解放军父亲的小学生钱钢。

一天，尖厉的警报声响起，台湾空军rf-101战机（我们喊它「妖洞妖」）突然临空，枪炮大作，我在山路上仓皇奔跑，哨兵大喊：「卧倒!」「卧倒!」

海，制造过一代人的心惊，区隔出迥异的人生。

终于有一天，带着无数的歧义和谜团他们相遇，好奇心和探究欲在瞬间迸发。

一九九三年，在德国法兰克福近郊「空堡」（krongburg）镇我第一次见到龙应台，她对小儿子说：「飞飞，这是北京来的钱叔叔。

」我好奇她的发音，「叔叔」作「上声」即第三声。

哦，台湾，我想。

龙应台的名字和《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即大陆版《野火集》）在我们这岸「登陆」，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然而细梳那些年的经历，我想起当时对我们震动更大的台湾文字，却是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

那是一个盛行「宏大叙事」的年代，我们怀着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全面改造中国的弘愿，急迫地渴望制度巨变和文化颠覆。

龙应台的文字让许多大陆人怦然心动，但也就在同时，电视片《河殇》对「黄色文明」的清算和对「蓝色文明」的期盼正倾倒万千青年。

八十年代台湾的「野火」，在激荡的八十年代大陆，算不上炽烈。

跨过深深的断层，走到九十年代。

六四后的低谷期，一切推倒重来。

我筹办《三联生活周刊》，参与了传媒商业化（也是「海外资本进入中国传媒」）的最早尝试，也因此有机会去德国考察。

说来丢人，最初联络龙应台，竟是为了麻烦她帮忙订回程机票（见识不广的我们，偶到国外，就是这样局促）。

龙应台对我的帮助，就从我数马克、取机票开始。

回想她对中国传媒十多年热忱参与和无私援助的那个起始点，竟全是琐碎的细节。

记不得在最初的交流中她对我谈过「警总」、「党外」，也记不得她说起过「新闻自由」、「第四权」。

到达她居住的小镇，先是随她到镇图书馆给儿子借书（一个小学生能看好重好重一口袋书呀，我惊讶），然后是看她给四个孩子做晚饭（有两个邻居孩子要例行共进）。

餐后，招呼三个孩子就寝（邻家女孩带来牙刷睡衣例行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