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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完全是意外。
十二月某日,他外出打猎路过一家农舍,便信步走了进去。
也许,他是想顺便做一次调研。
当然,更可能是想听到歌功颂德。
农户叫赵光奇。
唐德宗问:怎么样?老百姓都很幸福吧?
赵光奇答:不幸福。
德宗奇怪:丰衣足食,为什么不幸福?
赵光奇说:因为政府不讲诚信。
说是地税和户税之外不取分文,其实额外收的比两税还多。
后来又说什么平价收购粮食,实际上是只拿粮食不给钱,还要我们运到老远,害得我们几乎破产。
我等愁苦如此,哪有幸福?
德宗叹息,下令补偿赵光奇。
农民赵光奇确实光奇,皇帝唐德宗却其实不德。
赵光奇说得非常清楚:朝廷体恤民众的所有诏令,到了地方上从来就是画饼和空文。
德宗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补偿赵光奇一家,又有什么意义?难怪司马光很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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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行两税法以后,帝国变得安定富庶,官员也变得阔绰起来,则是事实。
更重要的是,由于唐代科举之盛始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所以创造了两税法的德宗朝,便成为历史的一个分界点‐‐此后的中华帝国将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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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科举制和两税法,都是有利于他们的。
新阶级要有新文化。
于是有了韩愈、柳宗元代表的古文运动,白居易的新乐府,以及唐传奇。
传奇就是小说。
小说原本不入流,唐传奇的作者却是大家,比如创作《枕中记》的是史官,创作《李娃传》的是诗人,元代戏曲《西厢记》前身《莺莺传》的作者更是大名鼎鼎的元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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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传奇与唐诗不但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
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长恨歌传》;白行简写了《李娃传》,元稹就写《李娃行》。
历来被看作高雅艺术的诗与通俗文学传奇,竟然毫无障碍地&ldo;同流合污&rdo;。
这是中晚唐的时代精神。
的确,由于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并逐渐成为官僚队伍的主流,文学艺术的平民化已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指向未来,古文运动也是借复古之名,行创新之实。
韩愈和柳宗元们反对四六骈文,则其实是要颠覆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