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决不胡来。

这一点，又是李林甫的难得之处‐‐既能体察顺应皇帝的意志，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

正如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李林甫是精明能干的行政官员，也是名副其实的制度专家。

他比他的前任更关心国家机器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亲任工程师和程序员。

由于他的改革，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成本大为降低，帝国和民众都减轻了负担。

[17]

事实上李林甫在执政期间并非只是排除异己，更多的精力恐怕还是用在了制度建设方面。

他会同一批法学家，对帝国的法典进行整理和修订。

由此产生的《开元新格》和《唐六典》，则充分体现了他对法度的尊崇，对行政程序合理化的决心，以及对有条不紊工作方法的痴迷。

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唐六典》一直是最方便和最权威的行政法提要。

效果也是显著的。

开元二十五年（737），刑部（公安部）按照李林甫修订的新法审理案件，结果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五十八人。

由于杀气不重，囚犯减少，乌鸦竟在监狱外面筑起了鸟巢，过去人满为患的大理寺（最高法院）变得安静祥和。

这当然是仁政的表现，符合儒家的理想，李林甫和牛仙客便因此而被玄宗皇帝册封为国公。

[18]

两位宰相也当之无愧。

因为他们搭班子的六年，确实是帝国的安定时期。

朝廷没有党争，人民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日益充盈。

天宝八载（749）二月，也就是李林甫担任首相十二年多以后，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参观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的库房，洋洋得意之情竟是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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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图藏唐代《开元新格&iddot;卷三&iddot;户部》。

太平盛世，也不过如此吧？

这当然并非一日之功，更非一人之功。

但，大唐的极盛时期恰恰就在李林甫执政之日，难道仅仅是巧合？一个大权独揽十六年，进行了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的人，有可能只是在前人栽种的树下乘凉摘桃子的吗？

看来，唐玄宗并没有用错人。

可惜玄宗也没有替自己辩护的资本，因为李林甫必须为安史之乱的酿成负责。

责任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

比如玄宗皇帝晚年的骄奢y逸、倦于朝政和不听忠言，即便不是李林甫有意怂恿，至少也是他推波助澜。

但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最大错误，则是&ldo;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rdo;。

这是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