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父母亲一直在等待。

和所有父母一样，他们只为我俩做了一张床，等着在我们被区分开并且断奶之后，将其中一人送走。

一直到三岁，我们仍然无法分辨，于是父亲为我们做了一对大点的床。

尽管我们家的邻居米克的木工手艺在山谷里闻名遐迩，这次父亲并没有找他帮忙。

他独自一人躲在厨房窗外，在有围墙的小院里偷偷做了这两张床。

之后几年间，每次我那张腿脚不齐的小床嘎吱作响时，我都会记起父亲第一次拖着这两张床进屋时的表情，他把两张床尽量分开，直到几面窄墙能容忍的极限为止。

父亲和母亲从此很少跟我们说话。

那正是大旱灾时期，每样东西都要定量供应，在我看来，连言语也开始变得匮乏。

在山谷里，以往每个冬天低处的田地都会被洪水淹没，而如今河水变成不起眼的涓涓细流，两岸的河床像古老的陶器的表面皲裂一样。

我们这个一向宽裕的村子也没什么余粮。

头两年收成都很差，第三年滴雨未下，庄稼全都枯死了，我们只能靠往年的积蓄维持生活。

干瘪的田地被尘土侵蚀，不少家畜都死掉了，这年景就算有钱也买不到饲料。

遥远的东方传来人们饿死的故事。

议会派人到各个村庄巡逻，防范欧米茄人突袭劫掠。

那年夏天，他们绕着黑文镇和其他阿尔法人的大型城镇建起了围墙。

那些年我见过的唯一一群欧米茄人，去往收容所途中时经过我们的村子。

可是他们看起来又瘦又累，无法对任何人造成威胁。

旱灾结束之后，议会的巡逻仍然延续下来。

父亲和母亲也没有放松警惕。

我和扎克之间最细微的不同都被抓来认真解析。

当我们都染上冬热病时，我偷听到父母在长篇累牍地讨论是谁先生病的。

那时我已经六岁或者七岁。

透过卧室的地板，我听到父亲的声音从下面的厨房传来，他坚持认为我头天晚上看起来脸有点红，十小时之后扎克和我醒来时，都已经烧得非常厉害。

也就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父亲对我们的谨慎是出于怀疑，而非是因为惯常的粗暴脾气;母亲一贯的关照中除了母爱，还有些别的复杂感情。

扎克曾经整天跟在父亲屁股后面，无论是去水井，还是去田里或者谷仓。

随着我们年纪渐长，父亲在我们面前变得易怒而警觉，他开始把跟在后面的扎克赶跑，冲他大吼大叫让他回家里去。

然而扎克一有机会，仍然会找借口跟在父亲身后。

如果父亲在上游的灌木丛里捡树枝，扎克会拉着我跑到那儿采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