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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

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

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糙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

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

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4）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5），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

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

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鲁迅。

著者自叙传略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

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

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6），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

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7）了，分在机关科（8）。

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9）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

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10）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11）有很大的助力。

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

这时正值俄日战争（12），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

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13），但都陆续失败了。

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

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14）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

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

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

（15）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

（16）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

这时才用“鲁迅”

的笔名（penna）；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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