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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2页）

2003年8月14日，所有这些情感都得到了升华，这一天，美国本土大面积停电；纽约人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走到了一起，向同胞们展示出了同情与达观。

这些事件都显示，击败恐怖主义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艰巨、意义更为深远。

斗争还在继续，而且我们的胜利还没有把握。

在球场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带球前进，突破对手的后防线，但是，赢得比赛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尽管我们采取了行动，尽管我们大获全胜、勇往直前、运筹帷幄、忠心耿耿，但是，整体思路却大错特错。

这些错误可追溯到十多年前，但是，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对形势的严重错判、误入歧途的思维、时间上的拖延和准备不足，使得保卫安全的斗争变得错综复杂，也更为漫长。

19世纪末，现代恐怖主义初露端倪，它采取的形式是直接针对沙俄政府的政治活动，按照其理论，恐怖活动意在迫使政府实行镇压性的保安措施，这样一来，政府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

20世纪，恐怖分子又与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恐怖行动就成为他们反对强大宗主国的武器。

在共产主义者所鼓动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早期阶段，恐怖暗杀和蓄意破坏，即所谓暗中的、初始的叛乱，经常被用来清除像市长之类的地方长官，还有教师，由此传播恐怖气氛，暗地颠覆政府当局，企图激起政府的镇压行动。

在中东，恐怖主义也成为一种斗争手段，在巴勒斯坦组织中，亚瑟尔&iddot;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把恐怖活动作为弱小者的武器来打击以色列。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随着以色列常规军事力量的增强，恐怖主义使弱小的阿拉伯国家能实施反击，不会承担在常规战争中失败的风险，因此他们援助、有时甚至秘密指导反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活动。

在不同时期，我们的西欧盟国们也遭受过恐怖主义威胁。

在德国和意大利有红军旅，在意大利有红色旅，在英国有爱尔兰共和军。

可以确信，每个组织背后至少有一些来自东方阵营情报机构的直接或间接支持。

除此之外，法国、希腊、土耳其和西班牙也存在恐怖分子的活动。

1981年，企图暗杀教皇约翰&iddot;保罗二世的恐怖行动，就被认为是保加利亚情报机构和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kgb）共同预谋的，这可能是恐怖威胁最惊人的表现形式了。

但是，我们的西欧盟国通过制定法律，在国内展开反击，军队也协助了国内的反恐行动。

美国的看法主要是在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以及在中东，特别是与以色列之间的战略结盟中形成的。

像以色列人一样，美国首先寻找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因为，假使它们全部由一国提供，如果我们能破坏恐怖分子的基地、财政来源和武器，那么，即便不能破获其组织或查明其所有成员，我们也可以将它们铲除掉。

当然，以色列人走得更远，他们在恐怖组织内部和本地区建立了复杂的情报机构。

我们试图在国家层面展开行动，与那些能帮助我们遏制苏维埃影响和扩张主义的国家结成联盟，我们采用别人的情报，动用秘密作战能力以切断恐怖分子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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