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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日本人的是中国人,救日本人的也是中国人,哥哥经常将这样的话挂在嘴边。
但矶村与哥哥不同,对中国人怀恨在心。
矶村继续描述着他的遭遇。
他愤然离家出走,成了流浪儿,后又被送进了孤儿院。
在孤儿院里,有许多中国孩童都是因父母遭日军杀害才成为孤儿。
当时孩童之间流行一种在地上画方格并在里头踢石子的游戏,称为“跳房子”
,但矶村根本无法加入他们的游戏,每天不是跟他们打架就是遭受欺凌。
那些孩子最常骂矶村的两个字眼,是“东洋鬼”
跟“日本鬼子”
。
“过了一阵子,另一对中国夫妇领养了我。
这对夫妇比一开始的养父母好得多,为了利用他们的善心,我一直装个好孩子。
他们供我上高中,毕业后我当上了教师,收入还算不错。”
“——即使如此,你还是想要回国?”
“那当然,就算活在中国,我的心还是日本人。
我满心期待只要能回日本,就不会再有人骂我‘日本鬼子’,从此就能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但是——这个心愿一直无法实现。”
矶村的声音中充满着焚烧的怒火,“当时的岸内阁[3]走的是亲美、亲台湾路线,引起了中国的不满,后来的长崎国旗事件,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日中友好协会在长崎市的百货公司内举办了一场中国商品展示会,有日本青年强行将会场上悬挂的中国国旗扯了下来。
其虽一度遭警察逮捕,但警察事后以“国旗没有损坏,因此不能以器物毁损罪论处”
为由将其释放。
我虽然眼睛失明,却可看出眼前的矶村就像一座盖上了盖子的熔铁炉,乍看之下有如粗犷而冰冷的铁块,其实内部熊熊燃烧着红莲烈焰。
“接下来就进入了‘文革’时期。
我们这些日本遗孤,也背负了祖国的罪名。
在‘文革’期间,我被红卫兵吊了起来,他们说我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剃掉我的头发,最后他们剥夺我的教师身份,将我流放到农村。”
“中日恢复邦交,我记得是——”
“一九七二年九月。”
矶村的语气中带了一丝谴责之意,似乎在怪我竟然没办法立刻说出这种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之年,“那时我分别寄信给日本的厚生省及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请求协助寻找亲人,他们却不当回事,只回应我‘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无计可施,只好亲自到北京碰碰运气。
当时外国人专用的宾馆里,住了许多来到中国的日本义工及记者。
宾馆周围聚集了许多日本遗孤,在那寒风彻骨的天气下,我们只能拉紧衣领,搓着手苦苦等待。
最后有位亲切的日本义工走出来听我们诉苦,又经过一番波折,才促成了遗孤的访日调查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