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办法效果不好。

在情报方面，它使三方的机构浪费了宝贵而有限的政治密码破译专家。

它使互相竞争的这三方情报机构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耍阴谋&iddot;施诡计、互相中伤和划分权限上面，目的是为了讨好希特勒，而不是集中精力对付敌人。

它窒息了本来可以帮助各机构作出决策的情报。

希特勒不让施佩尔把情报送给陆军总司令部；当邓尼茨想看外交部的文件时，还须得到特许。

希特勒在一九四零年一月十一日发布的&ldo;基本命令&rdo;中规定：　&ldo;任何人，担任任何职务的，任何军官，如果并非绝对需要，不得打听保密的事。

&rdo;这一切使情报数量逐渐减少。

此外，具有感召力的权威最终是不起作用的。

它判断政策和情报的依据，不是理智，而是（纳粹党的）信仰。

希姆莱在萨尔茨堡对谍报局的军官们说，情报工作不是基于对事实的忠实、客观的评价，而必须&ldo;依赖同一种族，同一血统的人民。

&rdo;伯蒂歇尔从华盛顿发回的报告似乎是正确的，因为他表达了犹太人在控制美国的观点。

这个纳粹国家的思想行为就是这样不合理。

来自更强烈的感情力量的思想占了优先地位，就保证了在发生争端的时候，思想性最强的权威总是取胜。

因为这样，纳粹党外交事务首脑里宾特洛甫撵走了担任外交部长的职业外交官冯&iddot;诺拉特。

因为这样，反希特勒的参谋总长哈尔德被亲纳粹的蔡茨勒所取代。

因为这样，施佩尔代替了托马斯。

因为这样，希姆莱的党卫队首先把势力扩展到外交领域，损害了纳粹思想不太强烈的外交部的利益，然后又扩展到军事方面，希姆莱担任了补充军司令和一个集团军群的司令，损害了缺乏政治色彩的陆军的利益。

也因为这样，党卫队保安处并吞了谍报局。

虽然这种做法至少暂时在纳粹德国严密的制度内部行通了，但是在制度以外却失败了。

情报越是符合事实越好。

但是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却背离了通往外界现实的最有效的途径：理智。

这样就不灵了。

即使是希特勒的青年对元首的不折不扣的信仰，也不能阻挡盟军的子弹击毙他。

即使在思想上最相信斯拉夫人的低劣和共产党人的懦弱，也不能因此击败苏维埃俄国。

具有感召力的权威降低了德国情报的质量。

现在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达不到完美的形式。

法制权威的强有力因素一直存在着。

正如德国庞大的官僚机构所表现的那样。

当这个官僚机构内部发生争端时‐‐如谍报局和外交部在派遣特务到北非去的问题上‐‐他们就以合理的办法来解决。

此外，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并不局限于纳粹德国。

在德皇统治时期，陆军三个部的首脑和几位野战司令官都可直接谒见他这位最高军事领袖；海军方面也是如此。

在富兰克林&iddot;罗斯福推行新政的初期，他的行政办法包括重叠管辖权和多任命一些官员，让他们互相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