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美术家盖斯勒太太厌烦了为赫尔曼一戈林公司绘制生产图表的工作。

她的朋友向她介绍了湖滨楼的工作，听起来比她自己的工作富有迷惑力，油水也多。

在一次玩牌的时候，她同这个机构的一位负责人见了面。

盖斯勒太太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过国，对政治和外国事务不感兴趣，也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

但她芳龄二十三，身材苗条，金发碧眼，同丈夫刚刚离婚。

这位负责人答应在他的机构为她找一个工作，这个差事就是为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本人准备湖滨楼的简报。

就这样，一个完全缺乏经验的女子，以完全不相干的理由，被雇用在湖滨楼的一个责任最重大的机构里工作。

正如有心的听众一样，湖滨楼熟悉外国广播节目的时间，它分配监听者收听主要电台的广播。

它总是力不从心，满足不了各方面对它的要求。

当戈培尔要求提供有关莫斯科用拉脱维亚文、立陶宛文和爱沙尼亚文进行广播的报告材料的时候，湖滨楼说它可以提供这些报告，但不得不放弃收听另外八种广播。

控制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可以进行调拨，让各个监听者收听即将开始的广播。

监听者常常两人一起坐在一间旅馆房间里，各人收听自己的收音机。

他们收听实况广播，还将它们录下来。

遇到重要广播，监听者逐字逐句将它翻译出来，或者由他口授，让一位打字员把大意打下来。

遇到紧急情报，就用电话报告情报分发中心。

湖滨楼估计，一个监听者，假若在两则广播之间还有时间进行口授，而又不至于耽误新闻的时效，那末他在一天八小时的工作期间，就可以报告六条广播的收听情况。

达格马尔&iddot;盖斯勒在这座相当破旧的旅馆的二楼工作，这一楼有三间互相连接的房间，从窗口可以凭眺湖光景色。

两样东西使人们回忆起它们以前的用途：一把又大又漂亮的安乐椅，盖斯勒总是雍容风雅地斜躺在上面；一个反向信号器，有了它，楼底下的监听者可以传唤情报分析人员到某种语文监听小组去看紧急情报。

她上午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五天；接着晚上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五天；如此循环反复。

她每天到达后，通常要到餐厅去吃点东西，然后回到她的办公室，阅读上一班的监听记录。

这能使她了解最新情况，免得把已经提供过的情报再递送上去。

有一个情报分析员和她同一个班次工作，万一两人中有一人病了，好有一个替手。

两人的主要工作，是将一页页索然乏味的新闻广播、宣告和讲话的打印材料压缩成简报，送给里宾特洛甫。

平均每天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将三份简报发给他的总部（总部通常和希特勒在东普鲁土的大本营呆在一起）。

三至四页长的主要报告，早晨七点钟发出。

稍短的报告下午三点和晚上七点发出。

上述材料的文本还要送给外交部的高级官员。

上面总是期望这些简报着重刊登正面消息。

如果有一则新闻断定：　&ldo;德军兵力肯定没有枯竭，他们还有很多后备队没有投用，&rdo;这则新闻就要列在报告的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