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担忧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对每一个战俘来说，　刚开始被关押的那段时期，的确是一段非常困难的再调整时期。

我不得不说服自己我真的成了一名战俘。

这种认识所造成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　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每一个战俘……

后来，我遇到一些非常老练的审问者，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获取情报。

这些专业军官中，　有一个名叫冯&iddot;席林的人，他性情温和，想方设法和战俘建立一种随和的亲密关系。

战俘断然拒绝他的提问，他不计较，仍然平心静气地追求他的目标。

我记得有一天他问我知道不知道&ldo;包列罗舞曲&rdo;这个名称的意思。

　&ldo;包列罗舞曲&rdo;是第一批美国空军联队飞往欧洲的行动计划的代号……我只是耸了耸肩膀。

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紧紧盯着我，看我有什么反应……

一般说来，德国人不硬逼着不愿开口的战俘讲话。

他们审问许许多多的战俘，总能找到一个愿意开口的，这比纠缠一个死活不讲话的俘虏要划得来。

何况他们觉得刑罚是不会产生效果的。

因此，他们总的来说遵守了一九二九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第五条的规定。

德国，英国和美国都在这项公约上签了字：&ldo;每一战俘，当其受询问时，应告以其真实姓名和等级或其部队编号。

……对俘虏不得施以任何胁迫的方式借以获得有关其军队或国家的情报。

对拒绝答复的俘虏不得加以威胁，侮辱、或使之受任何不快或不利之待遇。

&rdo;

德国人偶尔违反这条规定。

他们威胁部分战俘，要把他们当作间谍枪毙掉，或者一连几天不给他们饭食，不让他们洗漱，或者让他们受轻微的刑罚。

当英国一级准尉罗伯特&iddot;特朗布尔&iddot;l‐‐在他那份假红十字会表格上划一道横杠的时候，审问者恼羞成怒，他离开之后，l‐‐的牢房热得叫他受不了，他不得不只穿内衣裤，躺在地板上，脸朝着门，试图呼吸一丝清凉空气。

他终于向一位审问者讲出了他的中队的编号，他房间的暖气也就关小了。

但是德国人没有采用任何比这更强烈的手段。

他们拥有更讲究和更能奏效的方法。

他们首先从战俘身上或他的飞机上搜出的任何文件、或者从他所填的假红十字会表格提供的情况着手。

负责审问的情报处长海因茨&iddot;容格根据这些情报，把战俘交给他的审问者审问。